張敬偉
截至去年12月，我國外匯儲備餘額30,105.2億美元，預期30,100億美元，前值30,516億美元，外匯儲備下降了410.81億美元。對美元和SDR計價的外匯儲備都在下降，但是降幅在收窄。儘管如此，市場對外儲的「萎縮」依然敏感，如果外儲不能「止血」，將會引發市場恐慌情緒。而且，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依然趨於貶值通道，資本外流的趨勢還在繼續。加之特朗普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和貿易戰的壓力越來越大，央行面臨的政策壓力可想而知。
須穩定市場心理預期
3萬億美元的外儲規模，雖然是全球第一，但須維持市場穩定的心理預期。如果只減不增，加之人民幣匯率還在貶值，市場躁動並將引發金融風險。因而，外儲和匯率，這兩個變量必須維持相對的穩定和平衡。從現實看，過去兩年多，尤其是2015年8·11匯改以來，消耗的外儲主要是為了配合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尤其是去年的供給側改革元年，中國政府一再宣稱中國有能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因而消耗了美元外儲的大量「存糧」。存糧就是用來應付饑荒的，因而政策面用外匯保匯率的選擇毫無爭議。現在，人民幣匯率也基本實現了穩定，且人民幣取得了相應的國際化（加入SDR籃子貨幣）和市場化（人民幣中間價市場化提升）成果。供給側改革也讓中國經濟結構得到了優化。
此外，外儲資產也實現了相應的多元化。雞蛋沒有放在美元資產「一個籃子裡」。據2月7日《周密金融》計算，美元資產的佔比呈降低趨勢，但仍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組成部分，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53.1%；日圓資產配置最低，份額大體穩定，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5.7%；歐元資產佔比提升，成為我國外儲中較為主要的組成部分，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25.8%；英鎊資產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呈上升趨勢，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升至15.4%。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歐元、日圓和英鎊對美元匯率也在貶值，雖然人民幣匯率對這些貨幣整體趨穩，但外匯儲備無論以美元計價還是籃子貨幣計價都是減少的。
這也凸顯悖論性的邏輯。一方面，如果人民幣不能充分市場化和國際化，積累的外匯儲備只能以美元或其他強勢貨幣來計價。這樣的外儲受制於人。外儲太多，不僅自己「不好用」，而且會成為貿易爭端和貨幣戰的負擔。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國際化，則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需要消耗外儲去維穩匯率。全球金融市場，貨幣匯率處在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外匯儲備則是穩定金融市場的「錨」。
上世紀末的東南亞和韓國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沒有穩定金融市場的「錨」，在索羅斯對相關國家匯率衝擊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痛定思痛，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金融危機國家開始了積累外儲應對危機的過程。
中國外儲世界第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在加速。從全球市場的大邏輯看，中國外儲和匯率都能做到風險可控。但從市場現實看，中國又面臨着嚴峻的市場挑戰。
貶值引來全方位波動
人民幣匯率進入「7時代」，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貶值，帶來的市場波動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會導致海內外市場對人民幣缺乏信心，導致資本外流加劇；另一方面，人民幣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改革目標尚未完成，中間價市場化引發的「兩岸」匯率利差，會引發國家投機炒家的覬覦。但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能荒廢，只能進行到底。既要改革又要維持幣值穩定，也只能靠外儲來實現。更重要的是，美國特朗普新政的逆全球化政策，核心內容是加大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指責力度，逼迫人民幣升值。在國家利益博弈的複雜環境下，外儲也是平衡工具。
可見，保外儲還是保匯率，決然不是一個二選一的選擇題，也很難做到兩者都保。因而，外儲和匯率，要因時而動，更要維持相對平衡。從1月份的人民幣表現看，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累計升值1.04%；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1月則升值1.14%，雙雙結束了三個月的跌勢。加之美聯儲剛剛的政策會議沒有做出加息決定，因而人民幣會維穩一段時間。兩會即將召開，人民幣匯率依然是全球關切的焦點，在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之時，外儲維持在相對均衡的數值，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央行既不會讓人民幣跌跌不休，也不會讓多年積累的外儲「存糧」消耗過快。關鍵是中國央行有這樣的平衡能力，因為中國在付出供給側和人民幣匯率改革代價的同時，也取得了結構性改革的成果。改革紅利滋潤下的中國外儲和匯率，不是顧此失彼而是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