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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實現外匯儲備和匯率雙穩定

2017-02-18

張敬偉

截至去年12月,我國外匯儲備餘額30,105.2億美元,預期30,100億美元,前值30,516億美元,外匯儲備下降了410.81億美元。對美元和SDR計價的外匯儲備都在下降,但是降幅在收窄。儘管如此,市場對外儲的「萎縮」依然敏感,如果外儲不能「止血」,將會引發市場恐慌情緒。而且,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依然趨於貶值通道,資本外流的趨勢還在繼續。加之特朗普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和貿易戰的壓力越來越大,央行面臨的政策壓力可想而知。

須穩定市場心理預期

3萬億美元的外儲規模,雖然是全球第一,但須維持市場穩定的心理預期。如果只減不增,加之人民幣匯率還在貶值,市場躁動並將引發金融風險。因而,外儲和匯率,這兩個變量必須維持相對的穩定和平衡。從現實看,過去兩年多,尤其是2015年8·11匯改以來,消耗的外儲主要是為了配合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尤其是去年的供給側改革元年,中國政府一再宣稱中國有能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因而消耗了美元外儲的大量「存糧」。存糧就是用來應付饑荒的,因而政策面用外匯保匯率的選擇毫無爭議。現在,人民幣匯率也基本實現了穩定,且人民幣取得了相應的國際化(加入SDR籃子貨幣)和市場化(人民幣中間價市場化提升)成果。供給側改革也讓中國經濟結構得到了優化。

此外,外儲資產也實現了相應的多元化。雞蛋沒有放在美元資產「一個籃子裡」。據2月7日《周密金融》計算,美元資產的佔比呈降低趨勢,但仍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組成部分,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53.1%;日圓資產配置最低,份額大體穩定,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5.7%;歐元資產佔比提升,成為我國外儲中較為主要的組成部分,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為25.8%;英鎊資產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呈上升趨勢,2013-2016年的平均佔比升至15.4%。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歐元、日圓和英鎊對美元匯率也在貶值,雖然人民幣匯率對這些貨幣整體趨穩,但外匯儲備無論以美元計價還是籃子貨幣計價都是減少的。

這也凸顯悖論性的邏輯。一方面,如果人民幣不能充分市場化和國際化,積累的外匯儲備只能以美元或其他強勢貨幣來計價。這樣的外儲受制於人。外儲太多,不僅自己「不好用」,而且會成為貿易爭端和貨幣戰的負擔。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國際化,則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需要消耗外儲去維穩匯率。全球金融市場,貨幣匯率處在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外匯儲備則是穩定金融市場的「錨」。

上世紀末的東南亞和韓國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沒有穩定金融市場的「錨」,在索羅斯對相關國家匯率衝擊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痛定思痛,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金融危機國家開始了積累外儲應對危機的過程。

中國外儲世界第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在加速。從全球市場的大邏輯看,中國外儲和匯率都能做到風險可控。但從市場現實看,中國又面臨着嚴峻的市場挑戰。

貶值引來全方位波動

人民幣匯率進入「7時代」,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貶值,帶來的市場波動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會導致海內外市場對人民幣缺乏信心,導致資本外流加劇;另一方面,人民幣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改革目標尚未完成,中間價市場化引發的「兩岸」匯率利差,會引發國家投機炒家的覬覦。但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能荒廢,只能進行到底。既要改革又要維持幣值穩定,也只能靠外儲來實現。更重要的是,美國特朗普新政的逆全球化政策,核心內容是加大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指責力度,逼迫人民幣升值。在國家利益博弈的複雜環境下,外儲也是平衡工具。

可見,保外儲還是保匯率,決然不是一個二選一的選擇題,也很難做到兩者都保。因而,外儲和匯率,要因時而動,更要維持相對平衡。從1月份的人民幣表現看,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累計升值1.04%;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1月則升值1.14%,雙雙結束了三個月的跌勢。加之美聯儲剛剛的政策會議沒有做出加息決定,因而人民幣會維穩一段時間。兩會即將召開,人民幣匯率依然是全球關切的焦點,在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之時,外儲維持在相對均衡的數值,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央行既不會讓人民幣跌跌不休,也不會讓多年積累的外儲「存糧」消耗過快。關鍵是中國央行有這樣的平衡能力,因為中國在付出供給側和人民幣匯率改革代價的同時,也取得了結構性改革的成果。改革紅利滋潤下的中國外儲和匯率,不是顧此失彼而是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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