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直到有一天細讀了一遍《莊子》，才覺得終於找到了一本能夠讀一輩子的書。李澤厚說：「中國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內心永遠是莊子。」這話是極有道理的，類似的話，聞一多也說過。魯迅也自謂受《莊子》之「毒」很深，稱其文「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莫能先也。」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孔孟之道，《莊子》卻似乎處處在修正其偏頗。徐百柯的《劉文典：世上已無真狂徒》一文中，說他的老師劉文典潛心研究莊子，著有《莊子補正》十卷，他曾在課堂上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某人。」將莊子引為知己也好，覺得他有些可恨也罷，只要認真多讀幾遍，感受其耐讀和絕非消極，應該是不會錯的。
鵬程萬里，是家喻戶曉的故事，鯤從魚經過脫胎換骨成為大鵬鳥，鯤鵬之大已經「不知其幾千里」，出人意料的是，其飛也不過「水擊三千里」，高、遠都不過是身體不足百倍的九萬里而已，移動的空間也並不大，可以想像出這麼一幅圖畫，就是對鯤鵬而言，宇宙太小而自我太大？所謂「寓言十九」，志存高遠雖然可敬，但鯤鵬的寓意，難道沒有幾分大而無當的意味？牠從寸草不生的「窮發之北」的北冥天池出發，去到同樣冥冥之中的南冥天池，目標是明確的，要完成了一個循環，又回到水這個生命的源頭，可是到達之後，它還能入水嗎？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一個已知的背後，隱藏着無數的未知，自以為「正」的顏色，真的就是天的本色嗎？你憑什麼如此肯定未知的事物？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名與實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鯤鵬也沒有理由去譏笑蜩與學鳩的渺小，還有那些朝菌、蟪蛄，沒了存在的多樣性，精神的獨立性，還有什麼逍遙可言？這些都有些不近人情，違背自然。自然靠的是「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所以功成不居。如此，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境界就顯得並不太高了。價值內定在己不在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心都追求可以乘御一切的無往不逍遙。「舉世譽之」又如何？蔣介石無論名聲與權勢有多大，劉文典也照樣當面毫不畏懼地罵他新軍閥。落實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和一君，而徵一國者」，怎麼能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同日而語。儒家的世界裡，堯舜是聖王，可是莊子卻說，「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之後，感受到了許由默默教化天下，如日月之光，遠勝於自己夜間的爝火之光，而要讓位與他了，可是越俎代庖，可以嗎？所以「為善無近名」，又何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也許這樣的道理，是會「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的，但眼界的大小是可以改變的，處世需「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儒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莊子則「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到處都可以「其神凝，使物不疪癘而年穀熟」，潛移默化的努力，在惡劣條件下更要有所堅持。
現實如「遊於羿之彀中」般嚴峻，但必須在無常中照顧好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心靈如庖丁之刀，順境、逆境都需要去駕馭，做到「安時而處順」地遊刃有餘於世絕非易事。儒者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莊子則說，「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強調的是當下。當下，不僅僅把目光投向靠不住的君王與潮流。「澤雞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祈畜乎籠中。」關在籠子裡的鳥，還能飛得高遠嗎？於是，那荒野裡的散木樠花，靜守一段內心的芳華。無須炫耀這自然的造化，任爆竹虛空裡賽一瞬喧嘩，不經意間壯大了綠色的謀劃。
推己及人的「恕」，仁義禮智信，都是美好的，包括忠孝，但過分強調就會變味，導人迂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戰士與幹賤事者最容易受傷，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養尊處優不幹事，自然不易受傷，《莊子》中卻多殘疾人士，但殘賤者，未必不如君子之「多」。「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通過孝使民不犯上，正如假惺惺地說「我愛你」，目的是想要你愛我；送你一束鮮花，是想要你為我而枯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死了還要廬墓守孝三年，最後弄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豈不可悲？
古今解釋《莊子》者不下百十家，你有你的見解，我有我的認識。就此一點而言，就足以說明其魅力，更何況漸入佳境後的常讀常新，無論其想像之瑰麗，文采之斐然，還是其思辨之深邃，趣味之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