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成 法學博士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較早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分別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一地兩檢」的決定》發聲明，二者均質疑，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從大陸法思維看法理依據充分，但這一結論卻無法通過普通法的檢視，考慮到基本法規定香港在回歸後繼續奉行普通法，因而，這份決定在「普通法視域」中法理基礎成疑。應承認，這種以「普通法與大陸法二元對立」為思維導向的觀點，在香港法律界人士中具有相當的市場，並且由於普通法自身的專業性，以及社會大眾對法律專業團體的心理崇拜，也對香港社會思考「一地兩檢」問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單從「大陸法角度」進行反駁始終存在「雞同鴨講」的缺憾，無助於法理問題的釐清。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換位思考，從普通法的角度，對目前圍繞「一地兩檢」的決定進行解析。
此次香港法律界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的質疑，從學術角度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憲制地位，也不反對決定中關於「一地兩檢」合憲合法的結論，但認為此份決定的內容過於單薄、說理不充分，與其所承載的巨大憲制價值不相稱。在普通法制度下，司法是解決法律爭議的主要路徑，遵循先例原則以及對抗式訴訟制度的存在，更使得普通法地區的法院在判決書中十分注重「過程思維」的運用，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奉行大陸法的權力機關，長期的立法實踐，使其更為習慣於運用「結果思維」將紛繁複雜的問題簡明扼要地表示出來。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確實會導致長期接受普通法訓練的人士，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產生只有結論沒有說理的疑惑。應指出，這兩種思維方式只是側重不同，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別，如何取長補短，兩地學界其實具有相當大的交流空間，這種對話也有利於基本法實施機制的不斷完善，為基本法共識性理論的形成奠定基礎。
第二，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本身的憲制地位，但對此次決定的結論存在質疑，認為根據普通法文義解釋的方法，決定的內容無法從任何一項基本法條文中得到支持。首先需要澄清，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文義解釋都不是解釋方法的全部，當規範的字面含義已經不足以有效處理有關法律問題時，兩大法系都主張要綜合運用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方法加以判斷，這種情況在解釋字面含義寬泛的憲法性法律中十分常見。其實，相較於大陸法，強調「進化理性主義」的普通法更加講究因地制宜、不斷變化，正是由於這個特點的存在，才使得古老的普通法能夠穿越時光、突破地域、跨越文化，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特徵而又紛繁多彩的普通法世界。以此反觀此次「一地兩檢」的決定，我們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分析基本法第2條的立法目的，並綜合考察基本法第7、22、118、119和154等條文的規範含義，認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並未改變特區的行政區域範圍、沒有減損港人的權利，因而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範圍，並由此得出有關《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的判斷，這與公認的普通法理念並不矛盾。
第三，從根本上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效力，在此種情況下，該份決定的結論和論據也就無從談起了。普通法的發展歷史，使它天然蘊含着一種以司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的理念，這與以立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的大陸法系形成鮮明對比。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始終將「人大釋法」與「人大決定」置於香港法治的對立面加以詮釋。但回歸後香港普通法依託的效力基礎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肯定英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轉為肯定中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成為香港憲制秩序的基礎，而在這套新憲制秩序中，無論是「人大釋法」，抑或「人大決定」，均是香港法律淵源的組成部分。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將其與固有的普通法相協調、相銜接，才應是兩地學界討論的重心，如果連這個憲制基礎都不承認，香港普通法將失去生存的根基。
由上可知，普通法只是一種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制度形式，它不具有高人一等、絕對真理的意涵，也不應成為專業利益凌駕社會利益的藉口，更不能變為維護特定政治利益的護身符，否則所謂的「普通法思維」將演化為一種打着「普通法」旗號的政治思維，而這恰與真正普通法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