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司馬光故居之司馬光砸缸雕塑。網上圖片雁 翔
距今整整1,000年前，成都華陽一戶王姓人家誕生一個男孩。這孩子天性聰慧，討人喜歡，四五歲時被其叔父帶到舒州（今安徽省潛山）好生撫養。後來這孩子果然發憤讀書、一舉成才，不僅早早顯露文學天才，仕途上更是春風得意青雲直上，23歲就進士及第、高中榜眼--他便是北宋宰相、文學家王珪（1019－1085年）。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二名的王珪出任揚州通判（州府的副職）。後又進汴京入集賢院。再任知制誥、翰林學士、開封知府等。又拜參知政事（副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五年（1082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位至宰相。王珪歷仕三朝，典內外制十八年，朝廷大典冊多出其手。
王珪的文采斐然與才思敏捷，在當時非常出名。其文章氣魄宏大華麗，自成一家，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於他的手，頗受同僚讚許。宋神宗時某個中秋節，趙頊皇帝宴飲群臣，專門請翰林院大學士王珪前來助興。神宗令在座的宮嬪一齊向王珪求詩。王珪不負眾望，出口成章，一一題詩且每首不同。趙頊龍顏大悅，讓宮嬪們給大學士敬奉「潤筆」，宮嬪們各自從頭上取下珠花，簪到王珪頭頂的帕頭。瞬間王珪的帕頭簪滿珠寶，連衣袖裡都塞滿金飾......翌日一早，京城盛傳「天子大宴群臣、王珪奉命題詩、一夜聲名鵲起」的佳話。
王珪很快被提拔為參知政事。但他處理起政務來，卻不如寫文章那麼瀟灑自如了。後來他又扶正當上宰相，仍然碌碌無為、少有建樹，每天只忙於「取聖旨、領聖旨、傳聖旨」，時人戲稱他是「三旨相公」。可見，文學奇才不一定是政壇賢達，知人善用、量才使用才是選拔人才的關鍵所在！或曰：如果王珪不從政，文壇可能又湧現一位大家，政壇也少了一名庸官吧！
因為政壇無建樹，王珪身後反響平平，文采也因為政績暗淡而被湮沒，不能與寇準、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同朝「文人官員」相比了！倒是其外孫女和孫女卻大名鼎鼎，至今名揚天下。不過她倆人聲譽卻有天壤之別--其長女嫁給齊魯文學家李格非，所生閨女正是大名鼎鼎的女詞人--李清照；其第四子王仲岏也生一女兒，就是現在一直陪着秦檜跪在杭州岳飛像前的那個王氏。如此說來，秦檜該叫李清照「表姐」呢。毋寧說，李清照可能遺傳了外公的文學DNA，王氏則傳承了爺爺的官場基因，可能又因為王珪政績不佳，讓孫女誤上了秦檜的賊船，長年跪在地上任人吐槽了......正所謂「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矣！
從王珪的一生，不由想起與他同朝為官的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1019-1086年）來。筆者近日參觀河南光山縣司馬光故居，司馬光砸缸的群雕緊緊拽住我的眼簾。回想王珪與司馬光，兩人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一，他倆同庚，均生於1019年；二，兩人均聰明過人、富有文采，都是品學兼優、為人忠厚的謙謙君子；三，兩人都官運亨通，年紀輕輕考上進士、青雲直上，都當上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所不同者，也有三：一，王珪出身平民，從小跟叔父長大；司馬光則是典型的「官三代」，先祖更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二，王珪仕途很順暢，是個「老好人」，沒遇到什麼「政敵」，更未受過攻擊迫害；司馬光則有政治抱負，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遭「罷官」，離開朝廷15年，後來才平反回京。三，兩人最大的不同，王珪除了只會遵旨行事之外，在政績上無所建樹、乏善可陳，被後人戲稱「三旨相公」，原有文集百卷也已丟失，僅《四庫全書》尚存《華陽集》四十卷，影響不大；司馬光則不僅政治上有見解、不遷就、敢發聲，「賦閒」期間更完成我國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一生勤於筆耕，留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光輝的一頁！
王珪與司馬光同歲，且同朝為官，都是「文人官員」，應該是熟悉的，但從現有史料看，兩人似乎並無什麼交集，這說明他們兩人政治觀點不一致，在文學上也無來往。這就有點奇怪了。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價值觀不同使然。不妨找出兩人的詩作做一比較。
王珪有《宮詞》十餘首，隨便找出三首看看，其一：「一片桃花一片春，夜來風雨落紛紛。多情更逐東流水，還作高唐夢裡人。」其二：「元夕星燈照露台，六宮歌吹出雲來。夜深翠輦歸金殿，十里迴廊錦帳開。」其三：「金鉦畫角驚場開，天子南郊玉輅來。十里青城遙北望，彩雲宮殿月樓台。」這三首詩都是對皇宮奢侈生活的描述，走的是「上層路線」，不難看出其價值取向。司馬光有《柳枝詞十三首》，我也找出其中三首，其一：「新豐道上灞陵頭，又送夫君去遠遊。借問柳枝有寄否，古今共有幾多愁。」其二：「五柳先生門作開，宅邊植杖久徘徊。陌頭遙認顏光祿，詰旦先乘瘦馬來。」其三：「宣陽門前三月初，家家楊柳綠藏鳥。歡似白花飄蕩去，忍能棄擲博山爐。」不難看出，司馬光的視線多放在古代賢達和當時普通民眾身上，比較「接地氣」，兩相比較，孰是孰非、誰高誰低就不言而喻了。
再說世人對此二人的評價。實話實說，王珪在當時確實以其文章的宏麗和自成一家而飽受同僚推崇，以至於朝廷重大典制策令多出自其手，連其前輩高官歐陽修都讚其是「真學士也」，但後代卻少有人提及王珪，因為他少有政績和文學成果可言。對司馬光卻不同，歷代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家都對他的成就刮目相看，讚頌有加。蘇東坡曾言：「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毛澤東對《資治通鑒》極為重視，共精讀十七遍。即使到了晚年仍對該書入迷，一讀就是半天，累了翻個身，又讀好幾個鐘頭。他逝世前的1975年，還與身邊人興致勃勃談起《資治通鑒》，他是把《資治通鑒》當作治國理政的教科書來讀的......
今年是王珪和司馬光誕生1,000周年，各地都在積極籌備紀念司馬光，而王珪卻默默無聞！正是--
宋人王珪司馬光，
兩顆明星不同光。
三旨相公無人念，
資治通鑒永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