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行
近日，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記者協會分別發表聲明，對警方依法嚴正執法作出「譴責」，但聲明即被會員或外界反駁，批評該聲明以偏概全，誤導公眾。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前暫委區域法院法官黃汝榮，前副刑事檢控專員李紹強，執業大律師趙振寰也分別致函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不認同香港大律師公會於9月3日發表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就警方處理公眾示威的手法的新聞發佈》，批評該發佈以偏概全，也不代表全數會員立場。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譴責常客」，然而，記協所作出的譴責欠缺客觀理據，部分內容更與事實不符。
譴責成了政壇筆戰的第二個戰場。當譴責成了針對政見、不同陣營的另類武器，表態最重要，內容反而是次要，每個譴責聲明寫兩三段落，似是而非，或人云亦云，便算交了功課，再刊載在組織網頁，讓他人代為轉發。措詞強硬，嚴詞厲色便可以，觀點立場先行，事實放一邊，個別行業組織只選舉性批評，或對某些經刪剪或節錄片段，作斷章取義的譴責。
一個組織在作出任何譴責聲明前，徵詢會員或行業意見是基本常識，否則，在發出聲明後，卻遇到行內從業員巴掌打臉的羅生門，除了削弱該組織的公信力，也變相自揭組織毫無代表性可言。若組織把掌權者的個人自由創作，套上組織信紙和下款，便算是該組織的譴責聲明，但卻與多數行內從業員的意見相左，這究竟是個人行為還是行內共識？算不算「被代表」和騎劫？
若譴責聲明具選擇性及偏頗，以歪理抹黑譴責對象，未審先判，是黑白不分、本末倒置。大律師公會和記協甘心作出選擇性譴責，與公義為敵，掩蓋真相，埋沒良知，成為罪惡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