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央」，一貫利益導向的美國為什麼不惜損失龐大的經濟利益，而刻意要進入「後物質時代」？這當然不僅僅是個別反華議員的主張，也不僅僅是香港反對陣營的哀求，背後的深層原因仍然離不開中美博弈的新冷戰框架。從美國精英統治集團的角度來看，相比於全方位地限制中國進而拖慢中國發展步伐帶來的戰略利益，香港給美國所創造的貿易、農產品利益包括服務貿易出口的龐大利益或許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9月18日晚間，美國眾議長佩洛西在國會山召開民主、共和兩黨眾議員的特別記者會，高度表態支持制訂《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根據美國和香港媒體報道，她在發言中強調，「美國不應讓商業利益凌駕於（對港）政策」。這一表態道出了美國對港政策質變的事實。套用某些國際關係研究者的說法，美港關係似乎準備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
美國對港政策質變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裡，美港關係的確是非常「物質主義」的。前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回顧美港關係在2018年的發展時，曾吹噓「美國貿易商、投資者、教育工作者和技術專家們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繼續付出巨大的貢獻」，特別強調「與美國貿易可以說是對香港大有益處的」。這位貿易背景的美國外交官當然是站在美國立場說話的。其實，只要看看數據，任何人都會發現：與香港貿易顯然對美國大有益處。
在全球所有經濟體系之中，如今令美國得以賺取最高貿易順差的單一經濟體系正是香港。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2018年11月發佈的《美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貿易摘要》，2017年美國在港共賺取329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對於十分在意貿易逆差的特朗普來說，香港無疑是難得一見的天使。更重要的是，在美國農產品出口市場中，小小香港分量十足：仍以2017年的數據來看，香港是美國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和小牛肉市場以及第六大農業產品市場。
這種「物質主義」為27年前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所高度認可，「香港在當今的區域和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這一角色與香港和美國的強大經濟、文化和其他關係密切相關，令美國高度關注香港的持續發展與繁榮穩定」。《香港政策法》當然同時也強調了美國國會對香港民主化、人權保障的高度重視，但是把這兩個原則置於繁榮發展原則之後，所謂「商業利益凌駕於政策」或許正此之謂。
借《香港政策法》加強干預
正在美國參眾兩院審議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草案一上來就重申了《香港政策法》所確立的對港策略的三大原則，即繁榮發展、民主化、人權保障。但是之後筆鋒一轉，既在對《香港政策法》的修改部分提出賞則--當被捕的示威者申請赴美學習或工作簽證，由美國領事館給予相應便利；又在第七、八部分則提出罰則--由美國總統確定一份懲罰名單，禁止名單上的人員及其家人入境美國等。《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顧名思義強調的是人權保障和民主化原則，當然不容商業利益凌駕其上。這一法案在保障香港繁榮發展方面並沒有新的舉措，反而是新增了限制條款：要求美國國務院提交有關香港執行美國出口管制政策和制裁法的年度報告，而且把矛頭明顯指向大灣區的國家創新科技中心定位。
原則看似還是那些原則，但是原來排在第一位的繁榮發展原則實際上隱而不見，以民主化、人權保障原則取而代之，並輔以制裁性的辣招，整個美國對港戰略定位的味道也就因而完全不同了。
其實，美港關係即將可能發生的巨大變化也並非純粹的「後物質主義」。《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很明確地提出，要監督香港執行美國對伊朗、朝鮮制裁的情況，要嚴格控制對香港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等等，但是並沒有如外界所言，提及取消對港的關稅優惠，更沒有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條款--後者本就是一個偽命題。美方並未完全拆除《香港政策法》構建的政策框架，但是保持每年一度的檢討並威脅一度檢討通不過將會取消《香港政策法》，則相當於在香港頭頂時刻高懸着一把利劍。
打「香港牌」旨在遏制中國
這或許是美方在戰略層面刻意保持非常精準而微妙的政策平衡，是美式的「鬥而不破」。華府一方面打「人權牌」、「民主牌」，加強對港高科技出口管制，以壓制香港為北京創造戰略價值的空間，另一方面還希望繼續維持原有的美港經貿往來，繼續享受紅利；一方面以推進民主、保護人權為名，把香港開闢為一個意識形態戰場，另一方面試圖徹底破解北京在新時代對香港的「長期打算、有效利用」。港美關係或許尚未完全進入「後物質時代」，但是至少已經進入「半物質時代」。
筆者一向認為，香港問題從來不能就香港談香港，而必須放入中美博弈的框架上加以審視。在新的中美戰略博弈期，香港或許並不僅僅是一枚棋子，而更可能會持續演變為一個戰場。君不見，多個反對陣營中人都試圖把香港聯想為冷戰中的柏林。即使以反修例為名的政治社會風暴有幸得以完全平息，美港關係卻也無法再回到過去：當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而政治的分量持續上升，結局也就從過去的雙贏、多贏滑向零和。美國的精英統治集團或許早已計算好了一旦美港關係出現逆轉所帶來的經濟傷害，而我們須要深思的是：香港過去繁榮發展所依賴的美國支柱既然岌岌可危，那麼香港現有的機構、制度、體系乃至戰略定位都不能不隨之展開價值重估。 （美國對港政策變局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