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研究，是講義。 作者提供■ 黃仲鳴
慕容羽軍寫《李輝英，從鄉土到都市》，指李輝英來港後，心態彷徨。在創作上，仍在寫他的故鄉、「關外風情」。其實，不僅李輝英，還有個易君左，也在寫祖國河山、自己所踏過的足跡。慕容羽軍說：「許多南來作家常寫他們所熟知的家鄉風光為主調的文字。進入九十年代，曾有好幾位收集文學資料的朋友問我：何以早期內地南下的作家都寫他們的『故地風光』？是否那一群都有一種『懷舊心態』在作祟？」
慕容的答覆是：避港的文人誠惶誠恐怕文字惹禍，所以才寫一些「不牽涉到現實生活」的文字。我相信，李輝英決非這類作家。而這種說法，也大大有問題。或者，這只是個別文人的取捨，並非南來文人的普遍心態。
李輝英初來乍到，無甚才幹，一介文人，惟以筆謀食，是自自然然的事。他起初寫的，自然是他熟悉的故鄉東北的人和事。後來，《新生晚報》的高雄，囑他寫些「都市風情」的文章來，為了稻粱謀，李輝英沒辦法，唯有硬着頭皮開始寫下去。
那種痛苦可想而知。
李輝英得以脫離稿匠生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入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之後。年前，我往台北採訪，在台大茉莉二手書店看到他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出版，1970年2月初版）。這是他在聯合書院授課的講義編集。既是講義，自是「蜻蜓點水」，說不上有什麼真知灼見、研究成果。不過，他認為，由新文學運動到1949年前後的這一階段，「卻是一頁空白」，是嗎？他說：「在這裏所要講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它的範圍可不是從1917年起直到現在止。由於一些特殊的情況，以及材料搜集的困難等等，本課僅只講到1949年為止。」
由「五四」到1949年這一時段，在一些文學史家來說，早已訂為「現代文學」；由鴉片戰爭到1917年，是為「近代文學」；1949年後，是為「當代文學」。李輝英的說法，並不新鮮。而「現代文學」那一片土地，也非空白，因為已經有些文學史家，寫下不少論著了。
李輝英孤陋寡聞？或不認可那些論著？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李輝英大寫搵食小說的日子。究竟寫了多少？這相信難以統計。多年前，我在《明燈日報》的一日完小說，看到他署真名的都市風情小說，內容差矣，如果不是看到「李輝英」三字，我也不會取來看。他向劉以鬯學習，也用真名寫流行小說？不說不知，他有個筆名叫「夏商周」，報刊連載用，也出了不少三毫子小說。夏商周，夏商周，「三代之下無有不好名」，他不好名，僅止於夏商周，所以取了「夏商周」這個筆名。
其實，假如李輝英一來到這島嶼，就得以在學院任教，不憂衣食，專心研究，或會寫出比《現代中國文學史》更好的著作來。同時專心創作，也不用寫「夏商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