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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過去30年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由分離到回歸到經濟一體化大勢所趨。未來30年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將是在「一國」之內，協調「兩制」在經濟上實現一體化，同時在政治上共同發展。因此，香港需要鞏固和提升使用英語及其他歷史遺留的優勢，也必須培養和發展新的優勢包括使用中文的優勢，以適應急劇變遷的大環境、應對21世紀更加激烈的多重競爭。
2009年1月13日《明報》A6「筆陣」發表馬家輝先生題為《孫明揚應該改一下他的麻雀戰法了！》的評論，尖銳而剴切地指出：「用『微調』和『fine-tune』辭彙描述他的教學語言政策，顯然是徹頭徹尾的掩耳盜鈴」。
有人如果以為玩弄政治小動作就能夠「偷天換日」，香港豈不是淪落到了任人「指鹿為馬」的地步？中文辭彙之豐富是信手拈來就有足夠描述當前關於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的成語的。當然，那需要對中文有基本的掌握。
馬氏說法難令人苟同
馬家輝先生儘管辛辣地諷刺了所謂「微調」之虛偽，卻對推行母語教學大張撻伐。他稱——香港向來是國際都會，殖民已久，無論從民心傾向到現實取向，皆視英語為最關鍵的社會文化資源，說難聽，這叫做「崇洋」；說好聽，這叫做「務實」，即使於回歸之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亦應保持這種優勢和地位，不可承擔任何退步的政策風險。這便是極重要的「其他因素」，在沒有良方把社會風氣改弦易轍、把香港定位改方換向以前，貿然大張旗鼓地推動所謂「母語教學政策」，甚至不惜把學校和學生硬切成中英兩半，肯定是「冒進主義」，用全港師生家長的血淚作為官迷華人的冒升階梯。
坦率地說，這段話是真理與謬誤相混，基本上是不敢苟同的。
的確，香港至今還擁有的不少優勢是歷史遺留的。對這一類優勢的肯定，的確，與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在九七前的生活和感受相聯繫。正是這樣的聯繫，加之回歸以來內部與外部、主觀與客觀多種因素使香港經濟跌宕，至今，對於特區政府來說，如何既促使香港大多數居民認同回歸後的新身份、又維護香港既有的優勢，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使命，卻又是一項無可迴避的職責。
問題的複雜性要求我們，既不能簡單地把「重英（語）輕中（文）」的社會風氣稱之為「崇洋」「戀殖」，也不能聽任、更不能助長這樣的傳統持續下去。
不能簡單地把「重英（語）輕中（文）」的社會風氣稱之為「崇洋」「戀殖」，是因為籠統地這樣說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複雜性。有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重視英語而不輕視中文，此其一。即使「重英輕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迫於社會習俗，是為子女或本人職業生涯計，此其二。
然而，不能聽任、更不能助長「重英輕中」的傳統持續下去，不僅因為不利於香港「人心回歸」，而且阻礙香港與時俱進、鞏固和提升整體優勢。
優勢是什麼？概言之，即一個國家、地方、機構、個人在競爭環境裡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是在大大小小的競爭中顯示、比較、消長的。
就香港而言，九七前後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等，無論內部和外部都發生了重大變遷；當前，更是在經歷具里程碑意義的轉變。
國家改革開放30年了。在香港隨同國家向又一個30年邁進的時候，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尤其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已形成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的趨勢，經濟講「一國」已成為香港社會不可動搖的主流共識。
提升英語水平 不應忽視母語教學
2008年中國和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尤其，「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引發和伴隨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在繼續惡化和蔓延，既展示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結構正在展開百年罕見的重大變革，也顯示擁有五千年連續文明的中華民族在21世紀再度振興，開始並將繼續在人類歷史舞台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無意稱霸，中國人民追求的是國際社會平等夥伴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所當然，需要也必須與國家同命運共呼吸。
過去30年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由分離到回歸到經濟一體化大勢所趨。未來30年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將是在「一國」之內，協調「兩制」在經濟上實現一體化，同時在政治上共同發展。
因此，香港需要鞏固和提升使用英語及其他歷史遺留的優勢，也必須培養和發展新的優勢包括使用中文的優勢，以適應急劇變遷的大環境、應對21世紀更加激烈的多重競爭。
為什麼這些年來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在下降？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是否必須以犧牲母語教學為代價？關於這些問題，香港社會包括教育界已發表不同於特區政府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的真知灼見。
「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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