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應注意言行後果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如果民主的路會被人與「講粗口」、粗鄙、打人掛鉤，大家不講道理、完全綑綁式投票、在議會內的發言毫無質素，內容枯燥乏味無水平，那我們的立法會就真的會被形容為「垃圾會」。近期的民調指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跌到「百分之二十」，這是每一位同事也應反省的。

　最近，議事堂內社民連幾位議員講粗口事件，已引起社會人士廣泛關注，筆者和許多立法會的同事都收到社會各界的書信和電郵，希望立法會各同事能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令立法會這種粗鄙的文化不會再進一步惡化。

　筆者任教大學的不少同事，特別是一些關心時事的同事，亦都多次跟我講，希望立法會要有人為事件「出聲」，他們奇怪議會內有議員選擇使用最粗鄙、最激進的方式去表達他們意見和對政府的不滿，這情況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曾出現，例如：台灣、意大利等，但在議會內部分議員竟然對這些行徑完全沒有批評。

不要台式議會文化

　台灣議會在90年代第一個使用激進方式的，是朱高正先生，他以「打到出血」的方式來引來傳媒注意，從而撈取選票；這種文化一直發展下去，直至綠營當權後，不時我們在電視看到台灣議會內，有女議員以高跟鞋擲政敵，或如日本般，有議員要拿竹拿棍到議會開會，這種情況，絕非香港應走的路。

　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中西文化結合，我們受到英國文化很深的影響，雖然筆者不贊同盲木崇拜英國人的思想，不會認為所有英國議會的東西也應該引入，不過，我們應該去蕪存菁，英國議會文化有其優點，我們可以將其深化，讓香港的議會能發展中西文化結合的優點。

　如果民主的路會被人與「講粗口」、粗鄙、打人掛鉤，大家不講道理、完全綑綁式投票、在議會內的發言毫無質素，內容枯燥乏味無水平，那我們的立法會就真的會被形容為「垃圾會」。近期的民調指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跌到「百分之二十」，這是每一位同事也應反省的。

　除議員在外，傳媒亦應為此事好好反省。因為傳媒正正被這種粗鄙文化吸引，所以無論任何重要的議案，哪一位議員有何等精彩的演說，都不及三位社民連同事粗鄙表達方式吸引，如果這樣下去，其他議員也可能被迫選擇以這種方式表達自己，以免被傳媒忽略，這就是台灣的議會和政治文化走到今天地步的一個原因。

關鍵在訊息

　梁國雄議員曾與主席爭論何謂粗口，爭論了好幾分鐘，亦繼續用各種語言的諧音來表達「在議會講粗口」的效果。我認為，這些是不必要的討論，什麼是「非議會語言」，主席應該果斷作出裁決。現在大部分議員都已給主席授權，希望他能更有效、更果斷地去整頓立法會文化，根本不需要列出長長的清單界定什麼是粗口。如果立法會這樣做，只會令到整個社會充斥著「何謂粗口」的討論，令到年青人更加雀躍地講粗口，而且令到他們覺得講粗口才可引起大眾注意，給社會帶來極錯誤的訊息。

　同樣，在四月一日香港電台回應筆者所寫的《討論家暴條例不可有「言論霸權」》文章時，指主持人並沒有說出「圍剿」字眼，亦沒有「呼籲」人們上街和包圍教會；我明白港台的難處，亦相信主持當日的說法並非原來安排。事實上，筆者作為聽眾，是清晰地得到這樣的訊息，主持人是非常輕率地對一件事情表示支持，並且說他也會「參加」遊行，切切實實令我感受到主持人正「鼓勵」年青人去圍剿教會。至於什麼才算是「圍剿」及「呼籲」，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正如有些參加當天示威的人士向傳媒形容這是「圍剿教會」行動，有些人只認為這是一般的抗議示威，而我得到的訊息是，當天許多遊行人士，包括一些十三、四歲的年青人包圍教會，這就是給公眾的訊息，這個問題與議會內的粗口事件類似；一個人說話時的態度與處境，及發出的訊息是什麼才是最重要。正如主持人如非有這樣的訊息，公眾便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他雖然沒有用上「圍剿」、「呼籲」等詞語，但不等於他所表達的訊息並沒有達到「圍剿」和「呼籲」的效果，這確實影響了聽眾（特別是年青人）對事情的取態和看法。

　筆者十分感謝香港電台對事情的重視，同時，我無意和港台在文字上糾纏他們究竟用了甚麼字眼，但主持當天給我的訊息便是如此。今天，我絕對是出於善意提出這些問題，希望香港電台和立法會同事一起深思，我們說一句說話，並不在於那一、兩個字，而是帶出來的訊息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