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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求理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城鄉建設突飛猛進，人們的居住工作環境大大改善。全國各地大小城鎮到處已建或在建地標性的建築，飛機場、火車站、大劇院、會展中心、圖書館等，比比皆是。這些建築，有的出自外國「建築大師」手筆，更多的是國人東施效顰，裝「大師」狀，任意揮霍中國人民的血汗錢。這種建築，華而不實的部分太多，即使有些漂亮之處，也如穿著表演的時裝在上班行街，忸怩作態、走錯場合。
建築不應全盤西化
為了爭奇鬥豔，這些房子常常犧牲了一些必要的功能，互相之間的交通聯繫極不方便，而那些城鎮或大學新建的龐大圖書館裡，架上常常沒幾本書。更多的「時髦」設計，因是潮流產物，很快就會過時老態。這些地標建築和城鄉建設，不僅耗盡了未來30年、50年或100年的資源和土地，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冒進爭先心態。這些房子和「建設」，如果不搞或遲搞，恐怕對國計民生有更多好處。
在全國城鄉一片「大躍進」的浪潮中，香港常常被作為「無所作為」的反襯。但恰恰是在這個少有駭人之作的城市，公共建築和利民措施卻是在穩步地建設和發展。香港也造劇院、會堂、圖書館，但這些劇院、會堂分散在各區，圖書館則在買菜的街市樓上。如1980年代建造的沙田大會堂、圖書館，屯門大會堂、圖書館，1990年代建造的青衣街市，闊大的平台聯繫著鐵路、巴士站、附近的商場、住宅、公園、法院和政府合署，高高低低的樓層，劇院、練習房、圖書館、球場諸樣功能各得其所。居民在這裡散步、閒坐，交通近便卻不受車輛干擾。這本來就是二十世紀現代建築的精神。在21世紀的今天，我作為香港居民，走在這些老建築之間，都倍感受到尊敬、方便和溫暖。
1999年，北京國家大劇院的建設引起國內外爭議。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質疑，為什麼一定要把三個劇場放在一起？如果把三個劇場分散到居民區裡，不是可以更好地為市民服務嗎？貝先生是堅定的現代主義者，他的設計和觀點對我們這個人口眾多、人均經濟尚不發達的國家，是十分貼切的。香港的社區和公共建築，是1970年代來，政府講求實際，為民服務的明證。建築不追求華麗炫目，功能貼切，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高水準設計。
香港不用妄自菲薄
1998年的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期間經濟跌到谷底，2008-09又逢金融海嘯。上海要成為金融中心，其他城市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上海要造更大的迪士尼……凡此種種，在在打擊著香港人的自信。香港的媒體和輿論自責較多，有些論者似乎是以挖苦本港缺點為己任。謙虛和自責是應該的，但也應實事求是，我在十年前已經在報紙上寫文章《香港，勿妄自菲薄》（《明報》1999年6月21日）。香港這些年在建設方面好像是慢了一點，但我們並非一無是處，前述的公共建築就是一例。我們的土地資源本就不多，慢可能更會帶來後發或優化的好處。
我們的西九龍經過十年上落，現在政府終於決定注資近200億，並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納稅人的金錢、全社會的期待如何最有效地為本港的今天和明天服務，都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如果一味向內地看齊，追大求洋，聘請明星，我們的西九龍恐怕只會成為二流的（北京）奧運會或（上海）世博會。大聲嚎叫，叫幾聲就累了；輕聲喃語，卻可以細水長流，可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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