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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前途何在？這是大多數香港居民憂慮的問題。如果香港不能創造性地把握和解決「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差異以加快與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香港就無法在全球經歷當前金融經濟政治巨變後的新格局中保持她既有的高度開放優勢和國際地位。談論香港管治，必須始終是為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第二段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這就把「一國兩制」方針的出發點和歸宿說得明白了——「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基本法》的全部章節條款都體現和服從這一宗旨，其中，包括：循序漸進地實現普選目標、為維護國家安全而自行立法以及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的緊急措施。
治港思路必須與時俱進
「香港的現實情況」——香港的內部經濟政治社會情勢和外部經濟政治及其他環境——是因時而變的；「香港的歷史情況」固然已定格在歷史長卷之中，但是，香港社會對於自己歷史的理解和情感也因時而變。所以，無論國家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貫徹《基本法》，「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具體任務，也必然因時而變，貫徹落實《基本法》也就必須與時俱進。這也是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偉大實踐必須不斷探索、與時俱進的道理。
中央代表國家，對於全面準確地貫徹《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承擔至高的憲制責任也擁有至高的憲制權利。多年來我反覆闡述一個基本觀點：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體制，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能與中央至高的憲制權力衝突和抵觸；在當前和可預見未來，倘若沒有中央強有力地行使其憲制權力以貫徹其憲制責任，那麼，任何一位行政長官都不可能實施有效管治，香港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將無法維持正常。
中央的憲制權力和責任是有法可據的；如何使用、運用至何程度，取決於特定時間特定情勢和條件。過去約12年，往事歷歷在目，香港社會是了然於胸的。
「樹欲靜而風不止」。由於歷史因素，也由於現實外部環境，在香港，存在著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以多種面目出現，千方百計追求一個目的——削弱或抵制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實際上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企圖在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和相應的政治生態依舊偏向於外部敵對勢力時，逼迫中央同意推行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是其根本一招。同時，竭力阻撓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籍居民培養和確立與香港回歸祖國相一致的新身份認同。
百年一遇危機 亟需有效管治
某些人無可奈何地目睹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又怡然自得地享受中央支持和幫助香港經濟穩定和發展所帶來的成果；精力集中於在政治上如何把香港與國家主體分割、分隔或對立，他們沒有意慾也沒有能力來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獻計出力。這是一種難以容忍也無法為繼的「不對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和施政如果不能克服這一種「不對稱」，則香港當前的穩定和發展就成疑問，何來長期的繁榮和穩定？
我們就正面對這樣的局面。正當全球承受「百年一遇」全球危機、嚴重經濟衰退正向全球廣泛地區和眾多國家擴散之際，香港不僅作為一個小而高度開放的經濟體、開放度舉世無雙的功能型國際金融中心而深受其害，香港還作為一個艱難探索了約12年、步履蹣跚的「一國兩制」實驗地而陷入內部政治矛盾激化、經濟轉型困頓的「泥淖」。對有效管治和施政的需求從來沒有如今天這般殷切，有效管治和施政的稀罕也從來沒有如今天這般突出。
香港前途何在？這是大多數香港居民憂慮的問題。如果香港不能創造性地把握和解決「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差異以加快與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無法在全球經歷當前金融經濟政治巨變後的新格局中保持她既有的高度開放優勢和國際地位。
談論香港管治，必須始終是為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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