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選出了歷來對復甦「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貢獻最大的人物，除了蘭德以外，還包括了佩特森（Isabel Paterson）及露絲（Rose Wilder Lane）──三個成長於40年代的女作家，分別著有《源頭》、《機械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及《發現自由》（The Discovery of Freedom），而這三本著作都為戰後美國「古典自由主義」派提供了厚實的理論基礎。
「古典自由主義」與「客觀主義」
所謂「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先於國家存在的政治哲學，強調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並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僅在於保護每個個體的自由；儘管蘭德在生前對古典自由主義者一直不表示贊同，而她的繼承者列奧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也拒絕與自由主義者來往，但她在《亞特拉斯聳聳肩》提出的「客觀主義」觀點，主張完全放任、徹底利己，對以後研究美國自由主義的機構──如卡托研究所起了極大的影響，甚至在1997年時，卡托的副所長大衛．伯阿茲（David Boaz）出書寫道：「所有的客觀主義者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義者」。
「利己」 vs 「利他」
發展於1970年代的卡托研究所，歷來以擴展公共政策討論的立場，以促進和實行各種強調個人自由、小政府、自由市場、倡議社會和平的政策。研究所內分析員定期發表針砭政府政策，具有一定的社會作用，如今次重新提出三名女作家在政治理念建構上的貢獻，無非重新提出自由主義理想對當前危急經濟狀況可能發生的助力。
經濟低迷，奧巴馬要求公民全人作出犧牲；同時間，社會下層普遍發出「反商」聲音，強烈要求大企業遵守一種全屬「義務性」的「利他原則」，要財富操持者顧及普羅個人利益。有人要叩問大企業的良心，問題是在歷史的巨輪中，資本主義所以能創造財富全賴千百萬人的自由交易，追求個體目標，因而達成對社會最有利的創富環境。所以蘭德的「客觀主義」，理應理解成通過徹底「利己」而讓最大多數人獲利的行為，這比盲目追求「利他」可能更適合當下的環境。 文：黃納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