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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 燦
英國BBC電視台最近第三次改編英國著名女作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的小說──《克蘭弗德》（Cranford），一齣講述1842年時小城克蘭弗德人民故事的「古裝劇」，日前被HBO《火線》（The Wire）男星杜明尼韋斯（Dominic West）大力抨擊，他說：「BBC可以製作一齣好看的『古裝劇』，卻不代表擅於寫實題材。」
杜明尼口中的「古裝劇」，或可稱作「懷舊劇集」，與其他的文類形式同樣是當今文藝界最樂於取用的一大主題，彷彿從歷史取材而創作的作品總能引起非同凡響的效果，無論是藝術、建築、音樂，表演，歷史與懷舊都揮之不去，這點在文學上尤其突出。
不過，作家亞嫚達．奎格（Amanda Craig）卻大膽提出質疑：「當代小說家如此沉溺於過去的寫作卻忽視了他們如今所處的時代，而這個時代才是真實的時代。」
沉迷搜尋故紙堆
從歷史中挖掘寫作題材的當代作家的確不少，被改編成電影、電視且獲得獎項的屢見不鮮。
月前的《讀愛》（The Reader）就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電影選擇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為背景，講述少年Michael Berg偶遇上比他年長一倍的Hanna Schmitz，然後發展了一段微妙的關係──一段建基於朗讀與肉慾相連的情事，當中關乎德國戰爭罪責，也關乎Hanna與Michael在殘酷納粹時代在羞恥心與承擔感上的掙扎。
說不完的二戰、納粹，彷彿也有說不完的維多利亞時代。十多年前，英國BBC聯合另外8家公司製作派特．巴克（Pat Barker）的《重生》（Regeneration），劇集講述一代年輕人如何從維多利亞時代刻板的愛國主義教育中清醒過來，走出自己的光明大道；再有，拜雅特（A.S Byatt）的《隱之書》（Possession），這部作品雖然沒有被改編成電影、劇集，卻同是嘗試講維多利亞時代的故事，從大詩人藏書中的兩封信引出一段耐人尋味的經歷。
可舉的例子不勝枚舉，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小說《南茜的情史》（Tipping the Velvet）虛構了一場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同志秘密集會；艾可（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縱然是一部有關符號學論述的作品，也以中世紀的意大利修道院為背景；2002年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贖罪》（Atonement），更是令人難以忘懷，是近年在二戰「故紙堆」中難得可歌可泣的戀人故事。
改編者、小說家、導演個個野心勃勃，卻很少願意在當下的現實借題發揮。美國著名作家兼記者沃爾夫（Tom Wolfe）就曾以題為《宇宙新主人》（The New Master of the Universe），一篇7500字的長文破天荒討論這個「可望而不可變」的狀態。他質疑當今作家：「如今的年輕人對大都市或者國家等大議題已失去興趣了。」「當代小說缺乏偉大的時代報告，作家們總是企圖與維多利亞時期小說家狄更斯（Dickens）或左拉（Zola）媲美，想在比較中贏得創作上的空前成功。」
過於單薄的現實
很少作家願意停留在當下的現實中進行思考、創作，是否大家都認為當今的確沒有什麼值得記錄的事情？而懷舊，在字面看來就是對舊物的顧念，那麼這種多少帶點渴望時光能倒流的態度，到底是反映出對當下充滿缺憾的反向定義心理，還是純粹為重溫昔日年華的徒然空想？
後現代主義學者詹明信就曾經提醒我們，懷舊很大程度上與歷史無關，追念其實只是一種欣賞觀點的重構，作家、導演、觀眾追求一時一代的事件與風尚，不過是去消費某一歷史階段的景象，他們不需要了解歷史的實情與發展，只需要活在一種虛構的歷史深度中；就如充滿深度、廣度的維多利亞時代，結合了喜劇、悲劇、同情和諷刺，一個豐富的世界，一個可以任由童話般想像的世界，才能吸引當代人繼續探索。
不能否認，對歷史的任何理解和解釋，最後的落腳點都是當下的、現實的。細問如今真是沒有可供記錄的東西嗎？大如複雜的兩性關係、都市的急速變形、人性的墜落，小如嗑藥、少女賣淫、非法移民等似乎都不是狄更斯他們所能接觸且會書寫下來的題材，當下生活題材理應多的是，但這些所謂可寫的現實又會否過於單薄？
黛博拉．莫高琪（Deborah Moggach）著有《這些傻事》（These Foolish Things），先前的作品《黑暗中》（In the Dark）入圍了柑橘文學獎，談及寫作時她曾經說：「我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主要是為發掘世界將會有怎樣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將怎樣繼續生存，尤其是在現在人口老化問題愈發嚴重的前提下，我們似乎沒有更足夠的人力去負擔和照顧大批老化人口時，整個世界將會如何運行下去？我們外判了很多行業，為什麼沒有老人的份兒？印度給人依然不夠先進的感覺，不過對老人卻相當尊敬，相比起來，何者更優越？」
非超現實的想法、非世界潮流非大戰爭，單單對老人憐憫，莫非就是過於單薄？應該不然。
作者們對歷史執手不放，愈來愈令人懷疑，莫非是想像力的匱乏？當代作家缺乏想像力，已經沒有能力寫出好的小說，因小說是虛構的，而他們卻只懂選用一直以來不斷輪轉的去補充淘空了的想像黑洞。
這固然是比較悲觀的想法之一，當然也並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
市場將當下捨棄
作家、藝術家們在創作過程中如何認識、詮釋、書寫歷史，既是方法論的問題，也是世界觀的問題；然而當讀者和觀眾表現出濃厚興趣的時間，作者們難免就更要議論風生。
小說家、布克獎前評判凱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一次審評中曾經說，「我猜想主要是歷史是比較安全的題材，因為它已經結束了，成為了過去。」「何況好像拜雅特創作出的《隱之書》一樣，雖然是歷史小說，不過相關的研究卻已經超越了小說本身，作者如何立足於現在，考慮已然發生的事，成為了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女作家阿蒂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憑着《半個黃太陽》（Half Of A Yellow Sun）獲得07年的柑橘文學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背景設於1960年代，殘酷的戰爭使生靈塗炭。儘管現在的和平盛世與戰爭時期也有一段距離，而作者本身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時代，但是她的祖母曾經有經歷過，所以她可因而得知。歷史題材的小說通常在市場上廣受歡迎，於是大家都沉迷於這樣的狀況之中。」
正如凱特所說，在審視作家遺忘當下的時候，就會忽然發現，讀者的取向同時左右着作家的創作。讀者追念過去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所描述的蓬勃事業以及紙醉金迷。人們癡迷過去，同時對未經歷的時代充滿幻想，使得作家紛紛投身其中。
當然，並不是說反對任何以歷史題材為主的文學作品，不過當再沒有作家願意將現實入文時，我們又不免擔心，當後代想回望今時今天這一個時代，還有什麼留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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