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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在未來的全球產業和經濟結構調整中，中美必須透過持續的、高級別的、平等、尊重與互信的對話機制，並超越貿易保護、匯率爭議和區域經濟的局限，真正着眼於全球產業與經濟結構的重整；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金融、經濟、軍事戰略安全與平衡等縱深領域，展開積極的對話和深層次的互動。
7月底剛結束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規格和規模而言，都可謂「空前，但非絕後」，因為，這次對話超越了小布什主政時期歷次對話的戰略與經濟領域，突破了兩國貿易與匯率平衡對話的局限，而真正上升到中美、乃至全球的戰略與經濟安全的層面。因此，這是中美（G2）政府之間基於全球戰略安全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真正戰略互動和良好開端。
中美合作是歷史發展必然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始於上屆小布什政府，「對話」是解決眼前問題的速效機制，也是謀求長期合作、共同發展而加強互動的積極方式。因此，全面和有效的互動，首先需建基於真誠和互信、平等與尊重，而非以世界老大自居的咄咄逼人和指手畫腳。中美之間由於有小布什時代的多次戰略經濟對話與交鋒磨合的基礎，本次G2的戰略與經濟互動，美國以東道主的盛情，表現出積極的善意和柔韌的姿態。除了提升國務卿級別的對話規格，龐大的互動規模更突顯了美國對中國經濟實力和全球戰略價值的認可與尊重，讓世界在美國聽到中國的聲音。畢竟形勢比人強，這是時代進步的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自二戰以來，美國經歷了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洗禮和主導了全球產業結構與經濟體制的重建，終使其成為最強大的世界經濟引擎，引領了全球經濟近70年的發展。中國在鄧小平提出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指引下，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日益提升。中國現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和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2007年8月美國的次按危機爆發，並快速深化演變為2008年9月的世紀金融大海嘯，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急劇收縮。各國政府為解救自身危局，紛紛強力注資（全球超過12萬億美元，約佔GDP的20%）、降低利率（均處歷史低位），加之英美持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更導致了全球短期流動性泛濫，並迅速推升了新興經濟體的資產和資本泡沫。而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等仍持續惡化或徘徊於牛熊分界線表現低迷，近期全球股市亦在泡沫陰影的恐懼中展開深幅回調，均顯示全球提振經濟的策略和動力正難以為繼。
中國話語權進一步提升
一方面，再次揭示了本輪全球金融海嘯所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並非單純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而是全球產業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危機。如果不從根子上解決全球產業與經濟平衡問題，世界經濟短期難以復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美國主宰或引領世界近70年的產業結構（高端擠壓低端、資源價格剝削）和經濟發展模式（透支全球消費、高能耗高污染發展），確已到了必須重建革新的時候。這也正是奧巴馬政府的改革危機和壓力所在，美國必須在未來全球新的經濟與金融體系建立中，及產業與經濟結構的平衡中重新介定自身的戰略主導。而中國在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推動下，經濟有望率先於全球復甦，亦突顯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和金磚四國等新興經濟體中的引領作用，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事務中的話語權也必須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提升。這也正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積極調整姿態，與中國展開「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戰略價值和重心所在。
因此，在未來的全球產業和經濟結構調整中，中美必須透過持續的、高級別的、平等、尊重與互信的對話機制，並超越貿易保護、匯率爭議和區域經濟的局限，真正着眼於全球產業與經濟結構的重整；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金融、經濟、軍事戰略安全與平衡等縱深領域，展開積極的對話和深層次的互動。並為謀求世界經濟的早日復甦、建立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確保全球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與均衡發展，而準確定位自身的戰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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