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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政府須盡早訂立清晰的高等教育增長目標，大幅增加大學本科學額，進而擴闊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改善空間。當局尤其要突破傳統思維，切勿將對教育的投入只看作是支出而非投資，除以公帑資助院校外，要盡快推出鼓勵和發展私立大學的政策，推動香港成為亞洲的教育中心。
香港最後一屆中學會考曲終人散，逾12萬名考生中，符合升讀中六最低資格者接近一半，有58,000多人，卻有逾3萬名分數及格的考生無緣獲得中六資助學位，需自行到直資或私校爭搶總共才8,600多個的中六學額。電視機及報章上那一個個滿臉焦慮的學生和家長四出奔波，一條條半夜就在私校門外等候報名的人龍首尾相連，可無論他們如何努力，餘下的逾23,000名符合最低資格的考生依然難以升學，這是香港這個經濟高度發達，教育卻相當落後的社會的羞恥，更是對聲稱要轉型至知識型經濟的香港的最大諷刺。
香港去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588億元，佔GDP3.6％，遠低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6％的要求。美國一個叫World Factbook的網站，排列了全球182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香港排名低至123位！不但及不上另三條小龍，比印尼還稍低，與美國的5.3％、丹麥的8.3％相較，更是遠遠不及。
高等教育發展關係整體競爭力
論學術水平，香港的高等教育名聲在外，有5間院校名列全球200間最佳大學之列，有7所大學進入亞洲前100強。然而，在普及高教方面，卻令人汗顏。香港每年僅有14,500個大學資助學額，竟已經有20年不曾增加。本港適齡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更只有18％，與全球平均大學入學率的26%，顯然落後。1971年，美國高等教育入學率已達到50％，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為美國實現從工業化國家轉變為知識型國家奠定了知識和人力基礎。日本將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小規模的國立大學，保證了精英培育以應對全球化挑戰，另將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任務交付民間力量和私立院校，令日本的高等教育普及率達到100%。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進程，目前的普及率達到45％。台灣的高等教育快速擴張，近年在生源日益減少的情況下大學幾乎門戶洞開，部分學年的大學入學錄取率高達90.93％。
上述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長足發展，在造就人才、發展高科技、振興經濟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提升民眾素質，增加整體競爭力方面，成就斐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能夠保持及實現多元化，科技競爭力明顯勝過香港，均與普及了高等教育大有關係。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人力資源水準之低下，知識結構之遠遠不能應付知識型經濟的需要，已到令人難堪的地步。筆者手頭有關本港人力資源最詳盡的資料，是香港政府2006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這份資料顯示，當年香港的成年人口（15歲或以上）共有592萬，其中未受過教育或只是完成學前教育的，共92萬9千人，完成小學的101萬8千人，完成初中的有102萬3千人，三項總計，則香港僅完成中三或以下水平教育的人口，多達297萬人，佔成年人口的50％！教育水平如此之低，如何可以成就知識型經濟？
增加大學學額 吸收外地專才
事實上，按照中國教育部公佈的資料，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總數早就超過80萬人。遠至美英、澳洲、加拿大，或鄰近的新加坡、日本、韓國，為吸引內地生都傾力以赴，推出許多優惠措施，僅在新加坡的中國留學生就有逾萬人，香港在這方面已明顯落後。何況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高等教育是一門龐大的產業，早在2004/05年度，美國就擁有56.5萬名外國留學生，外籍學生對美國經濟的貢獻超過130億美元。英國約有27萬名外籍留學生，每年為英國經濟作出的貢獻是30億英鎊。近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少國家學費下降，留學政策更趨靈活。如澳大利亞就規定如果在3年內完成本碩學位，則移民時享受加15分的優惠。
上述國家對國際學生的吸收政策，不光是為了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有利於當地整體形象、國際地位、文化影響、國際聯繫的提升，以及對優秀人才的吸納。香港與內地僅一河之隔，在吸收內地生源方面更具優勢。香港不但與內地語言相通，生活方便，地理接近，且擁有十所具自我評審資格的大學，社會制度穩定、經濟發展成熟、院校管治體制較完善、學術環境自由開放。而「國際化」更是香港高校最大的優勢之一。比如，香港科技大學逾七成教授從北美一流學府獲得博士學位；香港大學與世界90多所院校開展學生交換計劃，與全球300多所院校及科研機構進行教研合作，每年為10%學生提供到國外名校學習的機會等。而香港高校在學術防腐方面的嚴格機制與文化氛圍，亦對內地及海外學生有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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