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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模式必須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所謂「門檻」高低和功能組別存廢之爭是包藏了欲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削弱甚至擺脫中央領導的動機和目的，那將絕不可能得逞。
2003年七一遊行及嗣後一段時間，反對派一直喊「還政於民」口號，表達其追求普選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爭論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時，反對派不再以「還政於民」為綱領性口號。溫和反對派和激進反對派在2010年6月13日前，都喊「盡快普選行政長官，取消功能組別」。
就激進反對派而言，這是一種策略調整。一方面，採取「五區公投運動」這一更為激烈的對抗中央的方式；另一方面，儘管在香港政治生態依然有利於反對派（即分區直選的所謂「六四定律」依然生效）的條件下普選行政長官和取消功能組別，會讓反對派達至「還政於民」的目的，但是，以似乎只是關於普選模式之爭的口號來取代「還政於民」這一鮮明地挑戰國家主權的口號，既遮掩反對派的最終目的，也反映他（她）們忌憚香港社會主流民意近幾年來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開始朝著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方向演變。
政制發展須與國家發展大局相結合
就溫和反對派而言，這既是一種策略調整，因此，在一段時間與激進反對派桴鼓相應；也是一種態度轉換，從而，在2010年6月13日公開表達不同於激進反對派的觀點，形成20多年來香港反對派的首度分裂。
放棄「還政於民」才可能認同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的憲制權責。溫和反對派完成了這一轉變。可以預言，激進反對派也必將在這一抉擇上呈現分裂。
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和大多數政治團體在接受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擁有至高的憲制權責後，緊接下來，需要思考和回答的一個大問題是：未來10年如何把香港政制發展與國家發展大局相結合？
激進反對派會堅持對立的立場，但是，客觀形勢不以他（她）們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在香港經濟尤其金融越來越依靠國家、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愈益深廣的背景下，香港居民必定越來越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在國家和平崛起為舉世所公認，中國對地區乃至全球事務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若干西方國家在香港問題上將會以維護和照顧其自身利益為重，認同香港政制發展需要循序漸進，普選模式應當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具體情況。未來10年，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激進反對派很難再打所謂「國際牌」和「民意牌」。溫和反對派中某些人如果退回去，也必定碰壁。
從現在到2020年，國家發展大局可以歸納為一點：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香港政制發展與國家發展大局關係而言，則需要具體處理好三個方面。
政制發展須處理好三個問題
一是，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模式必須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所謂「門檻」高低和功能組別存廢之爭是包藏了欲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削弱甚至擺脫中央領導的動機和目的，那麼，不僅不可能得逞，而且，會給「一國兩制」製造危機。
二是，香港實現普選的路徑必須與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進程相協調。未來10年是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在香港本地拓展知識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而這一切不可能脫離國家主體經濟。今天，絕大多數香港居民都明白，面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和國家迅速崛起，香港以其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面積的彈丸之地，不可能關起門來拓展知識產業。以香港金融業為例，其前途在於必須拓展人民幣業務，必須依託國家主體經濟。未來10年，香港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步伐只會加快不可能放慢，程度只會拓展不可能收縮。香港2016年政制發展必須是既朝著有利於2017年和2020年實現普選目標再走前一大步，又顧及當時香港與國家的關係而求同存異。
三是，香港實現普選的路徑和模式必須有利於國家在地區和全球地位的提升。在戰略上，若干西方國家將會以其與中國的全面關係為重；但在它們具體實施戰略的過程中，不排除拿香港政制發展做文章。以2012年政制發展為例。英國政府一開始是引導反對派全力營造香港社會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民意來向中央施加壓力。2010年5月28日英國外相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於4月14日公佈的政改方案，是顯示英方審時度勢做出調整。但是，在香港，有人跟不上後台老闆調整的步伐而十分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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