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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與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南海主權風波最近似乎稍有淡化，但中日在釣魚島海域的爭執又起風波。中國周邊面臨的諸多挑戰，以及國際舞台上中國在發揮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時，正在承受日益沉重的壓力，其實都折射了中國外部崛起過程中的某些必然邏輯。
中國外部崛起迅速 挑戰不少
由於近年中國的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因此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正在發揮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年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來說，若沒有中國的參與，世界經濟很可能還將繼續在黑暗中徘徊；但另一方面，中國也開始承受到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這些國際壓力有些來自西方大國的偏見，有些則屬於中國崛起後自然應該承擔的責任，而更有些則是由於中國崛起後，其勢力必然要向外延伸並與其他國家產生摩擦乃至衝突。比如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需求，必然要求中國能源利益向外延伸，也必然要求中國海軍勢力外延，其間與其他國家的潛在衝突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能否應對並化解這些挑戰，將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在此過程中能否做到從長遠看使中國的戰略空間有所擴大而非縮小，朋友有所增多而非減少，將決定若干年後中國的的崛起勢頭和前景。
內部轉型：外部崛起可持續基礎
但與中國外部崛起同時發生的，還有另外一個也須謹慎應對的過程，那就是中國的內部轉型。近年，我在中國一些地方演講時，經常用三句話來描述今天中國在內部轉型方面所處的狀態，即：一、巨大的成績與巨大的問題同時賽跑；二、相信成績一定能跑得過問題；三、不能因為成績一定能跑過問題而忽視問題的存在。
中國內部轉型顯然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課題，也是中國未來面臨的另一個艱難挑戰。但同時值得研究的，是中國外部崛起與內部轉型之間的關係。在這方面，我又常用幾句話來概括兩者之間的關係：一、今天的中國外部崛起迅速，內部轉型艱難；二、外部崛起常成為今天中國的亢奮點，而內部轉型則每每成為今天中國的疑難症；三、每當內部轉型艱難時，人們常有意無意地專注於外部崛起的成就或衝突，並由此淡化了對內部轉型艱難的關注；四、內部轉型成功是任何外部崛起的必須前提和可持續基礎，沒有內部轉型成功的外部崛起將成為無本之源。
然而，人人都知道今天中國的內部轉型知易行難。今天的中國在內部面臨三大轉型：就工業化形態而言，中國正在從一個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就經濟形態而言，中國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就社會形態而言，中國正由原來的封閉社會向日漸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三大轉型都很迅速，但都頗不徹底，均存在相當程度的「非典型狀態」。
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而言，歷史和國際的經驗證明，凡是工業化進程開始後的二、三十年，都是城市化開始的時候，亦即大量的農村多餘勞動力進入城市，成為城市裡缺乏技能而又廉價的勞動力；於是，農村開始荒蕪，類似中國的「三農」問題開始出現，而城市能否消化這部分缺乏技能的勞動力，同時解決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勞工權利、貧富不均、社會治安等嚴峻問題，成為現代化完成初級階段後面臨的嚴峻挑戰。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中國能否維持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秩序，不但是一個經濟學、社會學的難題，同時更是一個政治學的課題。
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言，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典型的計劃經濟，但也絕非成熟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市場和政府的分離，以及在市場、政府和和獨立法治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係並未在今天的中國真正確立起來。於是，在中國迅速發展過程中才會有那麼多的腐敗和官商勾結現象。與此同時，如果說一個正常的社會結構應該是呈「橄欖形」，亦即「兩頭小，中間大」（貧富兩頭相對較小，而中產階級則比較龐大），那麼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則呈現嚴重的「啞鈴型」，即「兩頭大，中間小」，一個弱小的中產階層在苦苦地支撐著貧富兩個龐大的群體。更重要的是，這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社會結構不但蘊藏著極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而且就其根源而言，主要來自市場和政府的分離無法確立，以及市場、政府和獨立法治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無法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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