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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過去30年西方在「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策略下，開始篤信自由經濟，主張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規管，香港也極力鼓吹「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哲學。自由經濟模式下，西方社會經濟曾迅速增長，同時也產生了很多負作用，導致貧富懸殊惡化，大量工人被淘汰，低層工人出現反抗是必然的，左派回朝是可以預料的情況。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已塵埃落定，左翼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擊敗角逐連任的薩科齊，成為17年來法國首名左派社會黨總統，很多新聞評論認為這標誌著西方左派回朝的前奏。
左派得勢，皆因法國國民已厭倦現時政府的緊縮措施。為了解決歐債危機，歐盟成員簽訂了一份財政協議，規管各國制定緊縮政策，包括裁減公務部門人力、調降薪資、削減退休福利，延長退休年齡等。此等國家經濟持續不景氣，失業率屢創新高，對低下階層的生活是雪上加霜，導致民怨沸騰。
自由經濟產生很多負作用
奧朗德以反對緊縮政策為大選政綱，主張增加政府開支刺激經濟，提出調高最低工資、大幅增聘公務員，及把退休年齡降回60歲等政策，因而能爭取一些有心求變的選票。
事實上，西方社會向「左」轉的趨勢是有跡可尋的。自1980年起，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戴卓爾提出「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策略，西方國家開始篤信自由經濟，並主張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規管，香港也極力鼓吹「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哲學。自由經濟模式下，西方社會經濟曾迅速增長，同時也產生了很多負作用。
過去三十年，西方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尖銳，資金擁有者（如大資本家、企業持股者）、大公司高層及專業人士的收入迅速提升，佔GDP的比例越來越高，普通受薪階層所佔的份額則不斷下降，導致貧富懸殊惡化。以下的三種趨勢值得注意：
首先，全球化下，西方很多製造業及服務業的生產工序外移或外判到生產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例如美國電話公司的查詢服務外判到印度孟買等地。工序外移導致勞工密集的職位大幅萎縮，不但使低技術及低學歷工人面臨失業的威脅，還導致底層職位薪金持續受壓，漲升速度追不上通貨膨脹，工人生活質素停滯不前，甚至每況愈下。反之，全球化下世界轉向知識型經濟，擁有高學歷、高技術的專才薪金得以迅速提升，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第二，過去30年電腦被普及應用，生產及服務程序自動化使很多人手被替代，導致勞動力過剩，大量低技術和低學歷工人被淘汰，此一因素不只影響西方國家，亦影響第三世界國家。
第三，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採取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也是導致近年歐美經濟危機及財富分配不均的主因之一。自由經濟下，每個個體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驅使大量資金進入市場追逐高回報，導致資產市場(如股市、債市，外匯、地產等)波動不穩，價格大上大落。一小撮社會精英如大銀行或經紀行的高層、重要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政府高官及政客等，擁有雄厚的資本及/或掌握重要金融內幕，能率先得到各大公司的消息，或獲得政府推行新政策的第一手資料等，總能在金融市場中如魚得水，無往不利。反之，普羅大眾或一般散戶由於缺乏資金及消息來源，經常在金融市場中虧損纍纍。
放鬆監管埋下金融危機
此外，由於西方政府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使投資銀行的業務自由度大增，為金融市場埋下很多潛在危機。例如大銀行高層為追求最大利益和花紅，明知某些貸款存在巨大風險，仍罔顧銀行及社會的整體利益，肆意放寬借貸條件，並鼓勵負債融資性消費，終引發2007年的次按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這些金融機構的規模龐大，若出現破產危機會掀起巨大的連鎖反應，政府不能等閒漠視，被逼投入公帑相救。
西方年青人的失業率高企，如西班牙年青人的失業率高達25%。由於西方發達國早已在經濟發展中累積大量財富，上一輩大多已置業，很多年青人不用急於為口奔馳，為求溫飽而工作，也是失業率高企的原因之一。
回顧歷史，發現政治經濟制度的轉變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過去三十年的實踐證明，自由經濟模式存在不少弊端，加上科技進步令勞工階層在市場競爭中進一步受到壓榨，大量工人被淘汰，低層工人出現反抗是必然的。
有報道指美國每年有四之一的嬰兒出生於貧窮線下的家庭，美國一些城市出現輪候派粥施飯的人龍，筆者在德國柏林亦曾目睹此一景象，凡此種種都令人意會到，左派回朝是可以預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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