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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崗 香港總商會主席
2011年推出最低工資時，幸好香港經濟環境富裕，才沒有預期的負面影響。在環球市場持續低迷下，我們不能夠想當然地認為，即使繼續調高最低工資，也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後果。香港的短期經濟前景明顯暗淡，儘管我們在體制結構、管理能力及優秀企業人才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我們沒有能力刺激世界各地的需求。港府可以做的是確保商界不會因為調升最低工資的倉促或不智決定，令經營成本永久提升；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最終對僱主、僱員及整個社會也沒有好處。
過去幾年，香港有幸避過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壞影響。香港總商會認為，我們享譽全球的靈活性和適應力，讓我們即使面對自195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貿易跌幅，仍能繼續營運，保住員工的飯碗，並支付他們應得的薪酬。
隨著歐洲和其他地區經濟前景不明，削弱了市場的信心和需求，並嚴重影響訂單、預算和定價，來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以往我們能夠逆境逢生，未來也必再創奇蹟。
值此時刻，我們必須明白到，在面對巨大風險和前景未明時，實在不宜引入新法規或其他措施，以推高營商成本，同時削弱本港的競爭力。港府應因應不同的情況，把握時機，採取合適恰當的政策。
法定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後，消費物價上升了2%，而經濟增長僅為1.2%。把最低工資由每小時28元上調至33元甚至35元，分別相當於加薪17.9%和25%，這些建議欠缺經濟基礎，顯然並不可取。
雖然民粹主義者或會向大企業疾呼加薪，但提供職位鞏固本港經濟的支柱，卻是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型企業。與中小企相比，大機構較能承擔更高的租金、原材料或勞工成本，而勢孤力弱的中小企更需要支持和保障。
避免始料不及的後果
引入最低工資為全港企業帶來經濟衝擊，但最受影響的必然是中小企。特別是逾九成零售企業聘用不足10人，而在過去18個月，他們在招聘方面都遇到相當困難。這不但可見於政府的統計數據，香港總商會的會員和社會各界人士也向我們直接反映相關意見。
近兩年多以來，食肆和相關行業的工資直線上升，增幅達到通脹的兩倍。這些企業的銷售增長根本追不上通脹，因而減低了盈利能力，導致某些實力較弱的企業面臨倒閉的危機。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不論是商品或勞工，議定價格都會擾亂市場。最低工資雖然可以達到防止薪酬過低這個既定目標，但為了讓富經驗或生產力較高的僱員保持薪金優勢，那些賺取每小時28元以上的員工亦要相應加薪。這個骨牌效應，遠超於在法例通過前經濟分析預期對企業造成的實際影響。
此外，最低工資鼓勵僱員由需要付出大量勞力的工種，轉投較為輕鬆的崗位。雖然這對於僱員來說似乎是好事，但卻令某些職位出現空缺。結果，建造業和其他戶外工作都出現人手短缺，而一些交通不便如機場的工作地點就更難請人。最終，即使這些僱主提供遠高於每小時28元的薪金水平，仍然難以聘請足夠人手。
我們亦憂慮市民會退出勞動大軍，或選擇兼職工作，以符合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一對夫婦如果同時全職工作，賺取每小時28元的工資，或會失去申請公屋的資格，因此他們可能會選擇其中一人放棄全職工作，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本港的勞動人口增長緩慢，也難以視為有效的政策成果。
時間就是一切
法定最低工資委員會在短期內向行政長官報告香港現時的情況，以及應否就最低工資作出任何向上或向下的調整。在政治層面，立法會沒有可能贊成向下調整最低工資，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一旦調整最低工資，一定是向上，而且是永久的調整。
2011年推出最低工資時，幸好香港經濟環境富裕，才沒有預期的負面影響。在環球市場持續低迷下，我們不能夠想當然地認為，即使繼續調高最低工資，也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後果。香港的短期經濟前景明顯暗淡，儘管我們在體制結構、管理能力及優秀企業人才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我們沒有能力刺激世界各地的需求。
港府可以做的是確保商界不會因為調升最低工資的倉促或不智決定，令經營成本永久提升；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最終對僱主、僱員及整個社會也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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