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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樓
作為一個具有學術研究情結的人，劉兆佳一走出政府總部就情不能已地將過去在職場上內心頗為糾結的縷縷情思，傾洩於其新著《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之中。憑藉較為扎實的理論思維訓練和長期置身於政治中心的歷練，劉先生的這本書要比時下媒體上那些政論文章寫得深刻、實在。本文先就其書中關於香港管治何以困難的論述發點感想。
特區「新政權」尚未建立
劉氏行文彷彿講究對仗，講特區政府執政困難，歸納為六個方面；講特區政府執政困難的原因，也歸納為六個方面。劉氏所歸納的特區政府管治六大困難如下：
第一，面對回歸後的香港的四大社會轉變，港人一時難以適應。這四大轉變是：從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經濟結構的急速轉型；社會結構尤其是階級結構的嬗變；個人政治身份認同的變化。
第二，特區政府受到立法會、政黨、法院和媒體的極大掣肘。在劉氏看來，香港的反對派不是所謂「忠誠的反對派」，而是一群極難對付、力圖徹底改變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並得到部分西方勢力撐腰的堅定分子，他們在政制架構內外發起攻擊。
第三，被視為「親北京」的特區政府的公眾支持基礎薄弱，在回歸後的頭五六年，當特區政府遇到嚴峻挑戰時，中央往往只作壁上觀，鮮有與新政權並肩作戰，從而激揚了反對派的氣焰。
第四，特區政府缺乏一套能夠凝聚民眾支持的政治主張，未能佔領道德高地，與反對派的反共民主主張抗衡。
第五，特區政府缺乏管治經驗。
第六，特區政府從來都沒有一套經過深思熟慮而擬定的管治戰略，很多時候是處於見步行步、被動挨打狀態。
劉氏把這六個困難進一步歸納為一句話，即：特區還沒有成功建立一個以愛國愛港者為核心、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享有較高的政治權威、擁有相當程度群眾基礎、完整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貫徹行政主導原則、能夠充分運用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管治的新政權。
劉氏不愧是學者出身，他有「打破沙鍋紋（問）到底」的執著。因此，他接著更深入地問道：為甚麼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這樣不如人意？為甚麼特區政府這樣缺乏群眾基礎？劉氏自問自答六個方面：
一是廣大港人對港英舊政權依依不捨，對香港未來有擔憂疑慮；
二是英國人拒絕合作，硬要主導特區新政權的建設過程，堅持要讓他們屬意和扶植的勢力和人物為新政權的主體。尤有甚者，英國人盡其所能不讓愛國人士在政治上有發揮的機會，不斷散播對他們不利的謠言，對部分愛國人士甚至予以打擊；
三是在漫長的殖民管治中，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港人在濃厚的反共氛圍下被大部分港人視為另類分子，長期受到歧視、排斥。愛國力量長期積弱不振，難以招攬和培植廣大港人可以信任的政治人才。回歸後，特區政府加入了一些愛國人士，造成港人更加不接受新政權；
四是無論特區政府由何人組成，一些港人也會傾向認定特區政府是一個親北京的、將中央利益放在首位的特區政府，因此始終懷疑它而不予支持；
五是儘管英國人沒有能讓他們屬意的人塞進特區政府，但他們卻成功地釋放和壯大了香港的反共和反對派力量，並讓這些力量進入了政治架構和社會的不同角落之中；
六是大財團在回歸後擁有比殖民管治時期大得多的政治力量，而且問政的慾望高漲。中央政府對大財團的倚重讓他們可以在幕後左右政治大局。大財團可以巧妙運用他們手上的經濟資源和對若干媒體的控制發揮掣肘特區政府的功用。
我對劉氏的這些論述，沒有甚麼異議，只想補充一點己見。
對特區管治困難的表現，我補充以下兩點：
（一）「一國兩制」史無前例，各方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央先是「不作為」，後來想作為，前後態度變化，讓人頓生疑竇；特區政府和社會對「一國」和「兩制」如何相處，渾然不知。（二）香港多元中的共識——《基本法》，內容「千瘡百孔」，造成有法難依。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如何達致普選？行政如何主導？
對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原因，我補充以下五點：
（一）特區政府管治能力不如人意，是因「改朝不換代」的政權取得方式決定的。所謂「改朝不換代」，是指回歸之後，英國人走了，確實是「改朝」了；但特區政府的500個高官，大都留下來了，繼續在政府總部進進出出，中央未派進去一個人，從社會走進去的也寥寥無幾。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在港英時代是「小丫鬟拿鑰匙，當家不作主」，只執行來自倫敦的指示，自己不決策。用曾蔭權的話來說，早晨到辦公室沒有傳真機傳來的倫敦的指令，這一天就不知道該做甚麼。這種「改朝不換代」的政權更替方式，好處是社會平靜過渡，沒有槍林彈雨，代價卻是政府高官決策、應變、服務的能力差。從中國古代歷史可以看出，凡是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君大都奮發有為，而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繼承者則相形見絀；經過農民起義洗禮的皇帝大都知道民生之艱難，而未經此洗禮的晉惠帝之流才會傻傻地問詢「飢民怎不吃肉」。
缺「群眾基礎」有六原因
（二）愛國人士方面的政治人才稀缺，是因為鐵杆老愛國不像內地那些跟著共產黨打江山的「泥腿子」，得到政權後「翻身當家作了主人」，迅速在政權的崗位上鍛煉成長。香港的鐵杆老愛國回歸後總體上是「翻身不作主」，總體沒有佔據政權裡的大小位置，沒有機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參與管治。
（三）多數港人愛國不愛黨。社會大眾中許多人士是在內地受到正常或不正常的政治運動衝擊後來到香港的，對內地的恐懼、仇恨時常隱隱作痛，還有大量「六四」心結不去的中青年群體看著內地不舒服。
（四）內地的民主法治人權等雖有進步，但還是「初級階段」的水平，難以消除港人疑慮，獲取港人信任。
（五）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管治的最大失誤是教育，反共教育充斥了大量的學校課堂；媒體秉持「報憂不報喜，愈壞愈有新聞」理念，多數媒體80%以上對內地的報道皆為負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急不得，慢不得。過急是找死；過慢，是等死。
（轉載自2012年11月5日《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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