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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法學博士
日前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有一位同學，為了做一個跨境兒童的報道，提出若干問題，請求解答。筆者覺得內地大學生關注深港兩地存在的社會現實問題，嘗試作出報道分析，比香港有些大學生參與不切實際、不著邊際的政治活動，更有意義。問題也比較深刻，故借文匯報的專欄，試作回答如下：
問1：「雙非政策」與「跨境學童」之間有什麼聯繫？
答：跨境學童是指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兒童，因為在內地定居（不是香港居民）的父母的安排下在香港新界小學就讀的學童。深港兩地僅有一河之隔，使這種困難的做法成為可能。
從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項的立法原意來看，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的父母任何一方必須在香港定居，該子女才能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但2001年7月香港終審庭對「莊豐源案」卻作出錯誤的司法解讀，不承認1999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釋法中闡明的立法原意，以為即使父母雙方都不在香港定居（雙非），其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也享有永久性居民資格。而特區政府認為，「雙非」子女可以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就執行了有關的司法解釋，而不執行正確的立法解釋。因此，「雙非」問題是「因」，「跨境學童」是「果」。
問2：跨境求學的趨勢會愈演愈烈嗎？港府是否會以法律形式限制跨境求學？
答：「雙非」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享有永久性居民資格始於2001年「莊豐源案」，但當時內地和香港交往的人數還不算多。到2003年後隨著「自由行」的開通，內地人士知道這種情況者漸多。由於香港對內地移民有較為苛刻的條件，而終審庭錯誤的司法解讀卻為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開了一道方便之門，所以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多，到梁振英政府宣布自2013年1月1日實行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零配額」政策，該趨勢有可能遏止。
但如以7歲上小學計算，目前並非「跨境學童」的高峰期。從今年起到2019年止，「跨境學童」每年將從增加數千人逐步增加到一兩萬人。到2020年後才會突然急劇減少，甚至消失。如果說新界北區的小學現在已不能滿足需求，到2019年整個新界的小學將不能滿足需求，除非「跨境學童」的父母改變讓小孩到香港讀小學的計劃。但到2020年及以後，新界的小學又會出現過剩。對此，港府是否將作出限制，請向教育局查詢。
問3：因電腦抽籤派位，香港本地學童面臨跨區就讀情況，是否讓香港居民感覺內地人士侵犯了自己的利益？
答：不但本地學童將跨區就讀，「跨境學童」也將跨區就讀。由於預見到2020年以後小學的過剩問題，估計政府不會在北區興建小學以滿足跨境就讀的短、中期的需求。由於本地學童的家長有安排子女在本區小學就讀的合理期望，也自然會遷怒於「雙非」兒童的父母。一旦跨區較遠，一旦出現交通意外，一旦有唯恐天下不亂的香港媒體的渲染，就會成為社會問題，成為政治問題。
問4：「跨境學童」能否融入香港的教育和社會環境？會受到本地家長和同學的排斥嗎？
答：中華民族有優秀的適應性基因，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不覺得「跨境學童」融入香港會有太大的問題。但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感受到他們原來沒有設想到的排斥環境，而這種具有排斥性的環境也許是他們努力學習的推動力。
問5：影響「跨境學童」融入香港的環境因素有哪些？會說粵語是否是融入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答：如果有這樣的環境因素的話，則是「跨境學童」早出晚歸的安排，早上，他們接觸的只是香港的學校環境，回家後接觸的是深圳的社會環境。
與內地其他有方言的城市相比較，香港是很特殊的實行「兩文三語」的地區，會說粵語應當是融入當地的重要因素。
問6：「跨境學童」的學習成績是否比本地孩子優異？
答：這是留待內地和香港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研究的課題，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跨境學童的父母似乎比本地孩子的父母更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跨境學童的父母的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也可能比本地孩子的父母平均為高；「跨境學童」本身的經歷就是一個奇觀，可能會早些促使該學童思考與眾不同的問題。
問7：「跨境」求學會激化深港矛盾嗎？難度是否會增大？
答：照常理推斷，跨境求學本來不會激化深港矛盾。但香港是一個不能按常理思維的地方，只要有人借題發揮，特區政府應對不當，跨境求學就可能成為激化深港矛盾的導火索。只要跨境求學成為這樣的導火索，跨境求學的難度就會增大。
問8：您如何看待跨境求學這個事情？
答：長遠來看，隨著中國夢的逐步實現，隨著國家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提高，隨著內地教育體制的健全發展，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在小學階段就要跨境求學的奇怪現象是不可能持久的，是會消失的。
中、短期看，「雙非」問題的根本是解決香港基本法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矛盾。對於「跨境學童」問題，要由深港兩地政府協商尋找互利共贏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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