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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不久前，某地查處了一名姓姜的貪官，其貪污和受賄款項之巨，令人咋舌。但奇怪的是，當地人對他似乎沒有太多的仇恨，不少人還念叨他的好處，比如修建一座立交橋時，有人看到姜經常來到工地詢問情況，只要發現問題，馬上現場解決。姜任職期間，新修了幾條道路，治理了一條易發洪水的河流，建設了幾個廉租房小區，還通過整修使市區面貌有所改觀。有人覺得姜有魄力：「幹部如果都這樣抓工作，能幹多少事情啊！」有人說：「我不管他貪不貪，我認為姜是個好官！」
一個被查實的貪官，侵佔公共資源和財富，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並敗壞着政府信譽、公共秩序和社會道德，為什麼還有一些人替他打抱不平呢？
仔細分析這些人的言談，梳理他們的思路，可以歸納出三點，一、有些貪官肯幹事，有能力，有魄力；二、解決了地方經濟或城市發展中亟待化解的難題；三、給群眾帶來了一些實際利益，減少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應該承認，有些貪官是有工作能力的，任職期間，確實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此而言，比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強多了，比那些光知道貪污受賄一點正事不幹的官員更強。但是，官員幹事本是其職責所在，無論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還是改善城市交通，抑或解決群眾的生活困難，都是他分內之事，他幹得再多再好，也只表明他盡責而已，這並不能抵銷他的貪賄之罪，也不能成為他犯罪後減輕處罰的理由，更不該因為他做了一些工作，就免受社會輿論對其瀆職行為的譴責。
巨貪被查處，有人鳴冤，說明許多人僅從地方利益和個人利益出發看待問題的局限性，受着種種因素的制約，他們無法也無路徑參與公共生活，只能就親身感受和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判斷，得出對一個人或一件事情的結論。他們的眼光和感想，被限定在一個狹窄的範圍中，因為沒有更多公共選擇的機會，也就沒有全面觀察與綜合評價的可能，所以只能在被給定的、單調的、極其有限的事項中選擇，又由於缺少民主訓練、缺少信息的同時也缺乏更廣泛的興趣，所以只能以地方經濟發展、城市面貌改觀等可見的事務作為參照，更有人僅以個人利益在某種程度的改善作為對官員評價的最終標準。官員做事於我有利，則為好官，於我不利，則為壞官，至於其貪或不貪，與我何干？
在一個物質利益至上的年代，人們的思維和價值觀也處在異化之中，公共生活與選擇的缺乏，加劇了這種狀況。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早就論述過這個問題，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一文中，她詳細考察了人類公共生活從古至今的演變。她注意到，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都非常在意並樂意參加公共生活。在希臘人看來，人除了有家庭生活，還有政治生活，人的政治關係不同於以家和家庭為軸心的自然關係，所謂政治，就是參與城邦事務管理，就是以公民身份進入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裡，他與他人是平等的，他要用「言辭」表達對城邦事務的意見，講述自己的觀點，城邦事務要求「通過言辭和勸說來決定」。經常參與公共生活，有助於一個人多方面開發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人的卓異、人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由此得以展現。
到了近代乃至當代社會，私人領域通過啟蒙運動和個人主義的張揚得到極大豐富。對個人價值的強調慢慢引出如下認識：體面的工作、優厚的待遇、迅速積累的財富、家庭的美滿等，被視為一個人獲得成功的標誌。個人極力獲得這些東西的過程，很可能也是他放棄公共領域活動的過程，這導致人們不再關心公共生活與事務。人們每天奔忙、操勞、焦慮，經常搞得心緒煩亂、精疲力竭，其實都是在關心私人的事情，都是在努力獲得個人在職業、仕途以及財富上的成就，人們失去了參與公共生活的興致與動力，退縮到私人領域的狹小天地裡。物質利益和金錢收益，成為所有人的關注中心，也成為衡量一切價值的坐標。
通過阿倫特的闡述，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某些貪官被查處後有人為其鳴冤的社會原因與背景。由於缺少公共生活，由於沒有路徑參與地方經濟或城市發展管理事務，由於被置於只能聽從吩咐的臣民地位，多數人沒有施展自己的社會才能的機會，其個人命運多聽任偶然性的擺佈，其經濟和物質利益所得之多寡，很大程度上也不全靠自己的努力。那些多由上面指派下來的官員，不受治下屬民和媒體的制約，幹事與不幹事，幹多與幹少，全憑他個人意願及興趣。實際上，在缺少制度硬約束的條件下，多數官員也都是理性經濟人，也多為一己之利和仕途考慮，罕有踏踏實實幹工作的熱情和動力。這種情勢下，如果一個地方來了一個不僅有能力，而且肯幹事的官員，實實在在抓了幾項工作，推動了經濟發展或城市面貌改觀，那大家都會看在眼裡，都會覺得這個官員與同儕有別，都會對他發出欣賞與讚佩之聲。而如果這個官員又做了幾件有益於民生的事情，使一些群眾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他就會成為群眾心目中的「恩人」。倘若有一天，此官員被宣佈為貪官，且被查實，可以想見，對他感恩戴德的市民並不會把這看得太嚴重，他所貪賄的巨款，並不直接出自普通人的腰包，他們當然不會有痛感，他們只會想着他曾經給予自己的好處，惋惜他的倒台，替他覺得冤枉。
公共生活和選擇的缺失，使人貧乏、單調如此，他們的價值觀是扭曲的，是非觀念也是變形的。他們被困陷在狹小的私人領域裡，沉溺在個人利益的患得患失當中。
可是，失去了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與興致，屬於私人領域的家庭幸福和物質利益也未見得有保障，因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阿倫特一再強調，一個人如果僅僅關注家庭和經濟利益，就等於被剝奪了本質性的東西。投身於公共生活，不僅使一個人的才華得到展示，也讓他參與到社會事務的管理中，就地方經濟和城市發展中的問題發言，與不同的人和機構展開協商或博弈，並更有機會與途徑保護自己的利益，他與他的家庭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庇佑。而沒有或失去了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只顧一己私利，只追求個人與家庭幸福，到最後很可能事與願違。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時刻與他人和社會處在各種聯繫之中，諸多公共事務和事項，都關聯着他的私人領域，都關聯着他的經濟和物質利益，甚至決定着他的家庭的喜與樂、悲與歡。他沒有途徑或沒有興致參與公共生活，那麼早晚有一天，他會吃虧，會因此蒙受損失，他等於將一切都付予別人裁決，把自身的命運交給別人去操縱。
他應該想到，在有多種矛盾及衝突的社會中，他的利益是沒有誰會給予保障的。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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