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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庶
方順生的文章，其實是針對香港一股抗中、去中國化的逆流，發出了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吶喊。這是在政改前哨戰中的一服清涼劑。讓香港人冷靜地思考一下，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怎樣信任香港同胞，怎樣採取各種措施助香港渡過難關。對於香港有些報紙污衊「愛國是當今普世價值所不容的東西，稱之為死老鼠絕不過分」，方順生認為，這些論調太過離譜了，不應該出自中國人之口，應該要對香港青年人進行愛國教育，也應對那些蓄意搗亂的反對派實行強硬的態度，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方順生這種為愛國主義奔走呼號的熱情，實在值得港人深切悼念。
2011年11月，陳方安生的胞弟方順生撰寫了題為《被寵壞的孩子》的文章，在網站上發表。他在文章開頭寫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已經宣佈在香港下一任特首的選舉中，愛國是第一標準。」「我來自一個愛國的家庭。我祖父方振武將軍曾經是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他的左路軍總指揮吉鴻昌，同樣也是以愛國著名。這兩個人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從而使他們變成了蔣介石的死敵。兩人最終為他們的國家和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方順生在文章中，闡述了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理由。
強調愛國應該成為特首的第一標準
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許多人都說，這一篇文章針對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他不同意胞姐陳方安生的態度。第二，他也不同意香港某些人每一件事都要反對國家，並且無所不用其極醜化或者妖魔化愛國主義的極端態度。所以，文章的標題是《被寵壞的孩子》，當然是具體有所指。
在2011年7月新一屆特首競選前夕，王光亞在北京會見香港工聯會訪京團，提出未來特首的3個條件：必須愛國愛港、具有很高的管治能力、在香港社會應有高度認受度。陳方安生其後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並不同意王光亞的觀點，她質疑「愛國愛港」是由市民、中央抑或中聯辦釐定？又說中央及中聯辦倘「指指點點」，將會令「特首難當」。同年9月。方順生在澳洲治病時以《Brat in the family（被寵壞的孩子）》為題撰文，強調了愛國應該成為特首的第一標準。兩姊弟的立場南轅北轍。
正因為如此，方順生一開始就談論自己出身愛國家庭，談論祖父方振武和吉鴻昌堅決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最後雙雙犧牲了生命的歷史。回憶這一段歷史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國人民苦難的歷程，只有不忘記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做一個中國人，才會有承擔，才會明白愛國是道路，是生命，是真理，是人生的方向。忘記了歷史，就意味着背叛。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政長官必須愛國，只有愛祖國，中央和特區政府之間才能互相信任，才能夠把「一國兩制」搞好。
方順生的文章最感人之處，就是他強烈感覺到愛國主義必須傳承下去，必須在行政長官的選舉條件中體現出來，這顯示出他的強烈責任感、使命感。《被寵壞的孩子》一文當然是有所感慨。陳方安生當了政務司司長，是國家對陳方安生的最大信任，也是最大的關愛。但是，被寵壞的孩子會有所偏執，也不一定感受到這種關愛，他可能有另外一種想法。所以，方順生談到了老母方召所走過的道路，談到了方召和李約瑟博士，以及他的夫人著名生化學家魯桂珍、著名紅學家大衛霍克斯，以及其後結識的韓素音醫生的交往，談到了他們對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在貧窮和困苦奮發圖強的往事。方順生清晰地記得母親曾經與他們說過，中國老百姓在過去一百年的命運是充滿辛酸苦難的，只有當你親身經歷過他們的苦難，你才會明白作為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滋味。這是惦記民族苦難，立志為國效忠思想的起源。愛國是和中國的現代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兩者是因果的關係。
恰恰在這一個關鍵道路起步點，殖民主義的勢力，要割斷中國人的歷史情感，愛國感情的根源。所以，英國人在香港實行了奴化教育，千方百計禁止香港學生了解鴉片戰爭是怎麼一回事，香港回歸了，仍然是取消中史必修科。許多莘莘學子，在這一種教育制度下，迷失了方向，遺失了國家民族的根源，覺得愛國主義可有可無，這其實是殖民勢力深謀遠慮的心戰效果。
陳方安生當局者迷
方順生年輕時就到了美國讀書，後來在聯合國的紐約秘書處任同聲傳譯工作。在這一段年輕日子裡，他的眼界非常開闊，看到了新興國家一個一個獨立，看到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看到了國家強大，所有國家對中國人另眼相看的時代的變化。
香港人當局者迷，陳方安生更當局者迷。但方順生身在外國，更加感受到香港必須為愛國主義正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方順生撰寫了《被寵壞的孩子》的文章，可以說是切中了時弊。當前反對派極力反對國民教育，結果香港撤銷了國民教育，這不是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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