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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濼生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雖然民主通常代表普世價值，但長期以來，有關民主的構成總保持着一絲神秘感。在西方世界，民主通常被視為「對抗式民主」。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通過投票箱爭奪權力。選民往往對那些能夠充分代表其利益的候選人青睞有加，並通過投票予以支持。
對抗式民主衍生眾多問題
按照對抗式民主的邏輯，政黨通常有兩個功能：其一是政治制衡，無論哪個政黨獲勝，都將面臨反對派為防止權力濫用而採取的「制衡」戰術；其二是信息整合，使選民投票更容易。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傳統、風格和理念，使選民們免去了對候選人的反覆考量，以便直接投票給傳統和理念與之接近的政黨。
在對抗的過程中，不同利益集團針鋒相對，專注一己私利並極力尋求政客的支持。同時，政客們為了獲得選民支持，也紛紛做出承諾，努力贏得競選。但選民大多關注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往往忽略更廣泛和長遠的社會利益，政客們也就自然而然的傾向於解決選民更加緊迫的需求。於是，「政治撥款」應運而生，並成為當今美國政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美國，游說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行業，許多大型企業不惜花費數十億美元，試圖影響政客們做出對其有益的決策。曾榮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記者大衛．凱．約翰斯頓在他的新書《完全合法》中，詳細披露了美國政府為「超級富豪」隱藏財富和逃稅漏稅製造法律漏洞，並由守法的中產階級替其埋單的內幕。正是得益於當代民主制度的庇佑和政客們的不懈努力，這些法律漏洞才能順理成章的存在。
認為政黨過濾資訊使選民更容易投票的觀點是基於「兩極化能夠提供有用資訊」的假設。在美國，投票給共和黨意味着選民支持小政府，投票給民主黨人則是選民支持大政府的表現。出身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所提出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ACA)就被認定是為了迎合大集團的利益，而共和黨人關心的則是如何阻止該法案的通過。
在此，我呼籲所有熱衷追求民主的香港人不妨讀一讀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在他的《論自由》一書中有一句名言：「可以稱之為自由的只有一種形式，就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能以剝奪別人利益或阻礙別人追求利益為代價。每個人都是自己身體、心智和精神健康的最佳監護人。人類若能相安無事自得其樂，即使貧寒，也比違心遵循他人意志而生存好得多。」總之，穆勒強調的是換位思考，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私利民主讓位於公益式民主
穆勒並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哲學家，他也曾在國會擁有一席之地，並因完全不依靠政治宣傳成功當選議員的事蹟而知名。但即便如此，作為一個關心公共利益的政客，穆勒在對抗式的政治制度中也很難有容身之處。
穆勒曾說過：「幸福是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我對此表示贊同。幸福不僅是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更是進行道德審判的唯一依據。一個人的幸福不見得比別人的幸福更重要，因而那些可能損害他人幸福感的行為還是越少越好。
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香港，一個高度法治、充分享有新聞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城市。我期待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實現真正的「雙普選」，同時也希望，在充分尊重權利平等的文化氛圍下，對抗式的私利民主能夠讓位於公益式民主。
（文章摘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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