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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 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新一輪政改討論又展開了。在這一輪的政改討論中，反對派落力拋出「國際標準」及「公民提名」的叫價。然而，這兩個概念正正是《基本法》沒有的。筆者注意到，每一輪政改討論，反對派都會喊出新口號，這次就是「國際標準」。可是，究竟怎樣才算是國際標準？世界各國情況千差萬別，基於各國的歷史與文化的不同，各自發展出適合自己的選舉制度，即使在學術界，亦難有孰優孰劣的定論。
若反對派以「國際標準」為藉口，將明明可行的政改方案，通通打成違反國際標準，使一切拉倒重來，將《基本法》撇開一邊，集中呼籲只有違法的「佔中」行動才能達至「國際標準」，香港的民主前路著實堪憂！
勿撇開憲制基礎
世界各國要發展自身的政治體制，只有以憲制為基礎，尊重法律，政制才得以穩步發展，方能避免暴力流血等痛苦過程。基於不同歷史文化與民族性，各國憲制都有不同；憲制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最重要基礎，而一個地方的憲制不一定要人人喜歡，但必須人人遵守；不然，社會就沒有共同生活的規則。在一個政制需要發展的地方，憲制尤為重要；對中國來說，更是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重要基礎，亦是對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的根基。
近代中國慘遭列強欺凌，其間，中國大陸天翻地覆，好不容易才振作起來，不用再受外侮。一個背負著如此沉重歷史包袱的國家，很自然對列強的干預格外警覺。因此，回歸以前，不單港人憂慮前途，其實中央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既考慮自身情況，想給港人最大信心，又希望愛國愛港者執政，從此擺脫殖民者的枷鎖。《基本法》就是在這麼一個背景下誕生。
香港的繁榮基於長期政治及經濟的穩定。若要在社會製造混亂、震盪從而影響政治經濟的穩定，令人民受痛苦，以為可以促進政制的發展，筆者恐怕這些想法對香港太危險，亦太自私。我們要促進政制改革，應在保持現有優勢下進行，而不是以脅迫、破壞、犯法為手段的行為進行。「佔中」正正是這種脅迫性破壞行為。若指這是為了符合國際標準，就更加諷刺。
得來不易的《基本法》
《基本法》作為具體落實「一國兩制」的最高的法律文憲，其位階僅次於中國憲法。《基本法》既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又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性法律的一種。而《基本法》的制定過程相比其他全國性法律則更加複雜和謹慎。先由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專家及各界代表組成專門的起草委員會，又分別在兩地展開長達5年的諮詢，《基本法》於1990年在全國人大得以通過。對中國來說，其立法過程規模之大，獲得之重視，是史無前例的，顯示中國對當時在巨大分歧下達成的《基本法》共識是極為重視的。
《基本法》好比一個混血兒，是普通法與中國法兩個法律體系的混合體，好比骨骼遺傳了中國法傳統，而血液則遺傳普通法傳統。兩種法律傳統在融合過程中產生的衝突，在回歸後的十幾年間亦不斷顯現。這是我們在討論政改時必須認清的事實。若我們完全漠視中國憲法在「一國兩制」體制下的地位，兩地溝通只會適得其反；反之，若兩地能互換思維，嘗試以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基本法》的執行過程會更符合香港整體利益。若討論政改時將中央主權的角色拋諸腦後，將繁榮穩定當作兒戲，則政改必寸步難行！
回到《基本法》才是正道
無論是「一國兩制」的提出還是《基本法》的制定，中央對「一個國家」這一主權原則的堅持從未動搖過。香港人必須知己知彼：中央對於主權原則是絕對不會妥協的。這是當年的英國都最清楚不過。香港人必須認識《基本法》的本質，在政改的路途上，無論哪個方案，都必須回到《基本法》，任何偏離都是浪費時間。
在過程中，應考慮如何令不同代表能在改革後的選舉制度中得到合理機會當選，以爭取各界議員支持，從而得到《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提到的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同意。邁向政改過程中，政治及經濟的考慮同樣重要。各界選民及候選人均需要時間去了解、適應新的選舉制度。選民教育同樣重要。制度改革的方向不宜朝令夕改，必須循序漸進，絕對不能以「試水溫」的思維推行一個模式後，下一屆又推翻，社會難以適應過來。
新機制應讓各界放心，讓有能力管治香港，保持香港經濟優勢的人當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這是反對派及建制派在政改制度建議中均要思考的問題。具體說，未來的特首要具備管治香港的政治及經濟能力，以保持香港作為東方之珠的優勢，而不能單以派別去分類。各派不應以入閘為目標，而應以候選人的合適性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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