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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的經歷比較豐富，工作、讀書、寫作，每隔幾年總有一次「遷徙」。能簡單介紹下嗎？
薛：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於湖南郴州，四個月後遷回長沙，在那裡完整地經歷了「十年浩劫」。最早受的是工科教育，本科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後來我相繼在湖南的研究所、大型國企、政府機關以及深圳的民營公司工作，每一段工作的時間都不太長。再後來，我去廣州求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深圳，在大學裡任教六年。然後，我來到了加拿大，並且再一次回到校園，直到獲得我的英美文學碩士學位。一位研究者稱我的生活是不斷地「逃離」。從上面的經歷看的確是這樣。
記者：你創作的其他小說也在反覆思考生死、時間的問題。是什麽影響了你的創作方向？
薛：彷彿與生俱來，從小我對文字敏感，對死亡敬畏。另外，它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殊經歷有關。在我們的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改革開放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存在主義」。我16歲那年就訂閱了《哲學譯叢》等學術雜誌。我至今保存着自己那時候讀過的薩特的著名論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當時在頁面空白處留下的大量批註標明了我隨後的方向。對生與死的思考讓「個人」的命運，尤其是「個人」與歷史的衝突成為我的寫作的起點和重點。
記者：你24歲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遺棄》。中國的哲學家比文學家們更看重《遺棄》這部文學作品的價值。這部作品從創作、出版本身的經歷也很有戲劇性。
薛：是的。我的作品離現實是很近的，我更願意認為它靠近美學。讀了《遺棄》的人評價很高，可是這本書在它出版後的8年裡近乎銷聲匿跡，不會超過17個讀者。
1997年深圳書展，經作家周國平介紹，何懷宏讀了這本書而大加推崇。在1997年最後一期的《南方周末》，他推薦了三本書，其中就包括我的作品《遺棄》。《遺棄》很快引起了關注。艾曉明甚至說，如果不關注這部小說，我們對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生活的了解，將是極不清晰的。
記者：24年後，你重寫了《遺棄》。為什麽要重寫？
薛：是不同語言的衝撞導致了我對漢語的嶄新感覺。在2007年前後，這種嶄新感覺讓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舊作（包括那些被評價很高的作品）中語言和敘述上的破綻。我無法容忍那些破綻，於是從2010年開始嘗試重寫。沒有想到，這個過程持續了整整三年。這是一個充滿痛苦又充滿驚喜的過程。我的重寫尊重原來的故事和情緒、結構。它針對的語言和細節，與舊作相比，重寫版語言流暢、細節豐滿。它們都贏得了閱讀的肯定。
記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文筆簡練精準。你的文字也有同樣鮮明的特點。你很在意文字的精準。
薛：簡練精準是寫作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更像是一個奇蹟，會讓當事人和旁觀者都有「成事在天」的感嘆。能夠一直生活在這種理想的狀態中，靠的是對文學的狂熱和虔誠，或者說對文學的「愚忠」。
記者：回國後，對於自己作品中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有什麽不同的感覺？
薛：我作品中的中國是我記憶中的中國，我關注的現實是歷史中的現實。我只會寫經過我的心智長時間咀嚼，並且已經徹底消化了的素材。回國的感受總是極為矛盾，一方面我看到祖國的活力，這讓我興奮；另一方面，我看到人們的浮躁，這讓我沮喪。總有一天，我們記憶中的家園會變成一個面目全非的地方。這令我絕望。我懷念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長沙，八十年代的北京，九十年代的深圳......它們現在都只是記憶中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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