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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對馬悅然的名字一定如雷貫耳。這位今年90歲的世界著名漢學家，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委員中唯一一位精通中文與中國文化的評委。他從22歲那年開始跟隨瑞典最重要的漢學學者高本漢研習上古漢語，自此結下了與中文及中國的一世情緣。
今年，馬悅然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饒宗頤訪問學人來港，記者藉此機緣見到這位已屆高齡但依然思路清晰敏捷、精神矍鑠的重量級學者，聽他從那段與漢學相遇的往事講起......他用了七十年的生命去鑽研漢語和漢文化，而中國，也早已是他的第二故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劉國權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瑞典，全國只有四所大學，而當時的馬悅然，已服完兵役進入Uppsala大學攻讀拉丁文與希臘文。Uppsala是個距離斯德哥爾摩不到80公里的城市，馬悅然記得自己那時想當個教拉丁文和希臘文的高中老師，他覺得那就已很有意義了。但到準備拉丁文考試時，他卻偶然讀到林語堂的《The Art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很有學問的英國人寫得更優美，所以馬悅然一讀到那本書，就對裡面關於《道德經》和莊子列子的故事很感興趣，馬上跑到大學的圖書館借來所有《道德經》譯本。但他發現每個版本都不同，覺得奇怪，一本書怎麼會有這麼多種完全不同的譯文？
馬悅然帶着心頭疑惑，去拜訪當時瑞典最富盛名的漢學家高本漢。他回憶說：「我去問高教授，哪一部譯本最好？他說都不好，最好的是我自己翻譯的版本，但還沒發表。」高本漢把沒發表的翻譯稿借給馬悅然讀。「過了一星期，我去還稿子給他。他問我說，你為甚麼學拉丁文和希臘文呢？那是死的語言。不如你來學中文吧。」這句話，徹底改變了馬悅然的人生軌跡。他當下就決定改專業學中文，並搬到斯德哥爾摩，考入斯德哥爾摩大學師從高本漢學習上古漢語。
馬悅然回憶，自己最開始學上古漢語的第一部課本就是《左傳》，當時覺得非常難讀，後來又讀《莊子》，等到讀《孟子》和《論語》時便已覺得裡面的文辭簡單易懂了。他對《左傳》的濃厚興趣就是那時打下的底子，至今他也認為《左傳》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著作之一。「當然莊子也是非常有想像力和幽默感的作家。」馬悅然一度生病須開刀，痛得最厲害時就讀莊子的《秋水》，覺得這比任何藥都更能緩解身體的苦楚。而他對上古漢語的興趣，也從二十幾歲開始，綿延了一輩子。
從方言語法到當代文學
高本漢教馬悅然學上古漢語與音韻學，而當時高氏的所有學生都對中國音韻學很感興趣。1948年，馬悅然拿到了Rockefeller獎學金，按照計劃應該是在內地學習一年，之後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一年，但因為戰事紛亂，他便留在了中國成都而沒再去美國，並用了兩年時間在成都研究方言學，以論文記錄了重慶、成都、樂山和峨眉的方言。他說：「我做的方言研究和一般的方言研究不同的是，他們只解釋方言的語音系統，不去管語法。但我對四川話的語法系統做了比較詳細的調查--我相信在當時的中國，我是頭一個在方言學著作中描寫方言語法的人。」
馬悅然這個名字，「馬」是諧音他的瑞典文姓氏，「悅然」則是當時的四川華西協和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宥為他取的。聞宥年長馬悅然23歲，是著名音韻學專家，他教馬悅然讀宋詞，自己本身也會填詞。「我當時本來叫可汗，他說這可不行，就為我改了悅然這個諧音也接近的名字。」
「莫言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
1950年，馬悅然來到香港，但已習慣了四川生活的他，覺得香港太過熱鬧，於是獨自搬到大嶼山住了三、四個月，那年年底便和新婚妻子（陳寧祖）一起回到瑞典，並很快考取了博士，先後在瑞典和倫敦開始教書。1956年，他來到北京的瑞典駐中國大使館任職文化秘書。據他回憶：「1956到1958那三年，是很有意義的年頭，1956年時是百花齊放，我們可以和中國的作家、知識分子隨意來往。到了次年5月開始反右，所以1957年夏天以後，中國的作家都不敢跟外國人來往了。」1958年，他離開中國前往澳洲國立大學教書，直到六年後回到瑞典--其後的長達25年裡，他都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主攻漢學研究。
1965年之前，馬悅然一直在集中研究漢語的古文文法和音韻學，反而是這一年他回到瑞典後，才開始對中國當代文學感興趣並翻譯當代作家的作品，他陸續翻譯了李銳的四部小說、北島的詩歌、曹乃謙的短篇......他笑說自己沒翻譯北島的散文，因為覺得北島的散文寫得不如他的詩歌。「我也喜歡自己去尋找值得翻譯的作者，1990年，我在一個雜誌上讀到曹乃謙的短篇，覺得寫得非常好，就馬上將其翻譯為瑞典文發表。」據馬悅然回憶，自己當時又給李銳寫信，因為覺得曹乃謙和李銳都是山西作家，相信彼此應該認識--就這樣聯繫上曹乃謙。「後來他把一些還沒發表的作品寄給我，我就翻譯成瑞典文，再後來文芬（馬悅然第二任妻子陳文芬）又幫忙把曹的作品在台灣出版，內地出版界是這樣才反過來注意到曹乃謙。」其他當代文學領域的重要作家，當然還有很多，像蘇童、賈平凹、阿城、馮驥才，都是馬悅然所欣賞的。
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馬悅然則翻譯了他最好的那些作品，像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以及《會唱歌的牆》等等。在馬悅然看來，莫言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他說：「他是位非常優秀的作家，是我所看到的中國當代最敢言敢做的作家之一。」而馬悅然更認為，中國文學不只涵蓋內地及港台，無論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是世界任何地區，所有以中文寫作的文學都是中國文學。他說：「欣賞文學本身是很主觀的事，譬如我很喜歡楊牧，但我不能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詩人，只能說我認為他是最好的詩人之一，又像莫言，我認為他是用中文寫作的最好的作家之一。」
而馬悅然和莫言，一共也只見過三次面，第一次是1990年，之後1998年在台灣、2005年在北京各見過一次，總共加起來，時間也不過兩、三個小時。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馬悅然也在各種場合多次重申他對諾獎的看法：「諾貝爾不是世界冠軍，我說了好多次，它只代表北歐一個小國家的十八個人中的多數人認為一個作家是個好作家，可能世界上有幾百個和他一樣好的作家。但每年只能頒發一個獎項。」
一定要多注意古文
中國對於馬悅然來說，早已是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 而他對漢學持之以恆的興趣和專注，也從未改變。
今次來到香港，他特別肯定了中文大學對漢學研究的貢獻，並認為：「只要堅持做下去，對世界漢學來說很有價值。」而他今次前來中大，除了「略談唐代的通俗詩歌」，也會分享自己對翻譯語言的性質、作用及翻譯方法的深厚見解，更會談到康有為的思想基礎及其政治活動與作品間的關聯。馬悅然說：「現在很多人仍然覺得康有為是對的。但其實他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中歪曲了許多事實，假造了一些經典。這也不是我第一個人提出的觀點，高本漢以及錢穆教授都批評過康有為。」
在漢學研究的層面，馬悅然特別希望後輩能多注意古文，不要只看到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一定要繼續扎實地去回到原典、回到古代思想中去做研究。他認為歐洲、美國的漢學研究，目前就太關心當代尤其是帶有社會科學性質的題目了，反而古代文學和文化好像被排在了第二位，資金和資源都是撥給當代研究更多。馬悅然說：「的確不容易，古代文學和文化不容易拿到研究經費，這是可惜的。但我就希望每一個學中文的學生，都應該有一部分對古代中國的認知，因為學好當代漢語，真的需要有古代漢語的基礎。」他笑言這就是自己的看法。「因為我是個保守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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