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回憶錄是「向讀者大眾告解」？這書言論甚怪。 作者提供黃仲鳴
年前，武漢古遠清問我有沒有看過王鼎鈞的《文學江湖》。我搖搖頭，意即沒有什麼興趣。台灣作家中，不甚喜此人，作品麻麻哋也，古說有書可以寄贈。聞言不可推卻。不久，即收到寄書，放在一旁，也沒時間看。武林有江湖，文林當然有江湖；「江湖」一詞，幾已用濫了。日前執書，翻出這個「江湖」，一看之下，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文況，居然歷歷在眼前。長了不少見識。
不過，總嫌王鼎鈞行文遮遮掩掩，不夠痛快。如釋「文學江湖」：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紅塵是今日的觀照，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我每次讀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至今猶有餘悸。」
如此釋題，令我看得不過癮。檢閱正文的「江湖」，也是扭擰得令人不舒服。如他寫胡適：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眾聲喧嘩的誘惑，抵抗新聞記者的挖掘。」
上世紀五十年代了，胡適不再談「新文學」有何出奇？所謂「眾聲喧嘩的誘惑」，如何「誘惑」了？其後他說：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王鼎鈞這思想、這邏輯很奇怪，胡適「從未這樣說過」，有什麼出奇？難道他真的不懂乎？是不是一定要他開腔表白？不表白，就表示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要知道，那是一九五零年代，時局不同了，政治環境不同了，胡適思想再不是停留在五四時代了，王鼎鈞竟如此「要求」他，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是，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內地「改造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胡適「『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胡適舉此例，只是表明「尊嚴」這問題，可是王鼎鈞卻說：「當時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樁，舉此一例說明人沒有尊嚴，他也太輕視勞動服務了......」如此風馬牛，如此指胡適「太輕視勞動」，簡直是胡說。我想，他對文革時的作家尊嚴問題可有什麼看法？
他寫回憶錄，是「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後文卻說：「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如何「忘記」？白紙黑字印了出來，如何「忘記」？他真的「忘記」了？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