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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劉迺強先生二三事

2018-12-01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劉迺強先生11月21日晚間走了。剛知道這一消息,我感到突然,但又不感到意外。他在港澳研究會會友微信群組中有一個大家都喜歡看的短文,寫到10月14日是第998篇。他說暫先結束,11月開始另一系列《絲語》,「以擾清聽」。我當時有別出什麼事的感覺,後來一想大概是治病吧!他與癌症搏鬥十多年,復發、轉移多次,但每次都神奇地康復,精神飽滿,身體健康,與常人無異。與癌症共存並非易事,尤其是在癌症復發或轉移之時,還要飽嘗癌症痛苦和治療摧殘的雙重打擊,並非人人都可以承受。他以極其頑強的意志熬過來了。我還請教過他治病有什麼心得體會、靈丹妙藥。現在他卻邁不過這個坎,思之悵然。

劉先生成名很早。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他就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編輯,1970年畢業於港大經濟系,留校短期當過助教。他辦過周刊,成立過基金會,經過商,開辦了不少平台,主辦了不少論壇,做了很多事,但以議論時政聞名。即使在患病期間,只要體力所及,他還會不停地思考問題,撰寫文稿。他對國家、對香港感情很深,對國家的繁榮昌盛感到驕傲,對香港問題的不斷湧現感到煩心。陳端洪為他寫了題為「一朵憂鬱的紫荊花謝了」的新詩,以憂鬱的、凋謝了的紫荊花來紀念他。

真誠愛國 「筆端十萬兵」

香港是光怪陸離的社會,有人說愛國的話,不做愛國的事;有人不說愛國的話,但做愛國的事;有人不說愛國的話,不做愛國的事。當然也有人既說愛國的話,也做愛國的事。如說劉先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香港左中右人士大概不會有人反對。

就闡發愛國正氣之多、評論時局之洞察、揭露時弊之深刻而言,他是香港筆耕最勤、最重要的時事評論、政論家之一。但若論言辭之鋒利、童言之無忌、內容之真實,他當屬第一人。經常看他的文章的人,總說他是勇於發聲的「戰士」,即使沒有披甲,有被亂箭射中之虞,他也奮不顧身帶頭上陣。謝偉民寫了《戰將劉迺強》的悼文,陳佐洱在輓聯中的下聯說他「不信邪,不怕鬼,胸中筆端十萬兵」,是很形象的寫照。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是香港大事。劉先生是「民主回歸派」,1982年他成立「匯點」,論政為主、參政為輔,他是創會會長、首兩任主席。相比港英當局長期統治時民主的匱乏,當時「民主」是正面詞,不是貶義詞,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所載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就有不少回歸後香港特區民主進程的安排。

但是,1992年7月履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看到1991年立法局分區直選中,「匯點」雖有3席,但「港同盟」是大贏家,在全部18席中取得13席,就積極拉攏「港同盟」,並提出「三違反」(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磋商機制、違反中英兩國外長在七封信函中的共識)的政改方案。

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匯點」發生不同意見,支持彭定康方案者,主張與「港同盟」合併,組成民主黨。劉先生不願意合併,就退出了「匯點」,他不願意隨波逐流,體現了他的風骨。從那個時候,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成為不守基本法之約的貶義詞,香港也開始有兩大陣營的鬥爭了。

扶持年輕人不遺餘力

2005年「大中華青年在線」成立,他任召集人。這是年輕人的平台,又是網絡的平台。在香港建制派的民間網絡中,點擊率可能是最高的。劉先生對愛國愛港的年輕人引領和扶持不遺餘力,年輕人也以尊敬的老師的眼神看待他。我也當過老師,學生對老師是什麼態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對此,田飛龍以《猶記香港論道時》記載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劉先生在中英文媒體都寫稿,香港英文媒體對他也有很好評介。歸結起來,英文媒體的評論認為,他中英文俱佳,值得媒體人學習。不論喜歡或不喜歡,他都是以理服人,你隨時都可以與他辯論。他說的都是真話,不說假話,不論你以為他愚蠢或聰明,都不要懷疑他的真誠和確信。他信他所說、所寫。

由1988年劉先生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長達20年。2007年他又獲委任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我上世紀90年代開始撰寫時評,已久聞劉先生大名。由於我也研究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說不定他也有耳聞。但與劉先生的交往,我忘了何時、何地、何事、何故有第一次的會面。君子之交淡如水,劉先生是入世的,但我深居簡出,像半個出世的。他動靜皆宜,談笑風生;我卻好靜,平平而言。通常他發微信或打電話約談,我們將就找一個咖啡座坐下,隨便談起來。大部分談話內容都淡忘了,但有的記憶猶新。

鑽研基本法 心繫香港

有一次,他談到香港基本法「升級版」的問題,引人入勝。話題涉及到基本法制定和實施有沒有問題、有何問題、問題來源等問題;基本法要不要修改、修改利弊、是否需要修改、有沒有預設機制處理,如何與時俱進等問題;香港有沒有深層次矛盾、有何深層次矛盾、深到何種層次及如何解決等問題;「一國兩制」的時間效力和空間狀態,制約「一國兩制」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因素等問題。討論沒有結論,但有些話題卻對筆者有所啟示,促使筆者撰寫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再認識──對香港基本法實施的思考》一書,在香港回歸20年前夕出版。

有一次,他提到「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寓意深遠。這個問題遠比表面上看到的複雜:涉及到中央治理的事務,還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等問題;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第18條第3款提到的「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法律」的認定和判斷以及是否需要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問題;涉及到正確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適用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的關係問題;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第95條香港和內地達成刑事司法協助的性質和原則等問題;還涉及到香港的國家安全事務的最先責任人和最終責任人及其相互關係等問題。

最後,要提到劉先生第998篇短文和他如病癒要面世的《絲語》。他在撰寫第1篇前告訴我有這個設想,說想找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合作撰寫。但我未必天天有話說,內容也未必合意,就給他寫了幾篇樣稿,請他定奪,後來他決定自己完成。對他的短文,有的我還寫了短評,供他參考。如他不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和責任,也許病不會那麼快復發。

對劉先生想寫的《絲語》,使我想起魯迅的《語絲》,「語絲」倒裝,就是「絲語」。《語絲》是上世紀20年代與政論性期刊《新青年》齊名的社會文藝性期刊,他想寫《絲語》,意味深長。北宋哲學家張載有四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劉先生後人以此悼念亡父,哲人其萎,壯志未酬,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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