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裡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 資料圖片暑假期間，帶領30位學生到敦煌進行參觀學習。乘了兩程飛機，從東南的香港到西北的敦煌。一處是面臨大海空氣潮濕的國際大都會，一處是大漠環繞乾燥非常的落後小鎮。看似相反的兩個地方，卻肩負着同樣的歷史使命--香港是當今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大城市，而敦煌則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東西文化的交接點。
第一次聽到「敦煌」，大概是在電視上的紀錄片，印象十分模糊。真正引起對這個地方多一點認識的，是看到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書中第一篇《道士塔》就引出了敦煌的悲劇，陳寅恪先生說：「敦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從魏晉南北朝到元代，敦煌累積了千多年東西文化交流的陳蹟，莫高窟就是這一累積的結晶。清末，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時候，一位來自湖北麻城的農民王圓籙來到敦煌。這位目不識丁的農民成為了道士，並掌握了佛教寶藏莫高窟的管理權。1900年，在一次打理16號洞窟時，他在甬道的北側意外地發現了封存千年的藏經洞，裡面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這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卻發生在一位不識字的平庸道士手上。
匈牙利裔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先後來到敦煌，他們付出了少許金錢給王道士，就把藏經洞內的文物一箱一箱地運往倫敦和巴黎。其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鄂登堡和美國人華爾納也來了，於是敦煌文物又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就這樣，王圓籙就成為了余秋雨口中的「敦煌石窟罪人」。
其實，發現藏經洞初期，王圓籙一直向當地官員提出保存文物的要求，甚至也得到時任甘肅學台葉熾昌的重視，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大量經卷給外國人搬走後，終於引起了清廷的重視，文字學家羅振玉向學部建議剩餘的文物由官方運往北京保存。這些「幸存」國內的文物，其遭遇又如何呢？大陸作家周伯衍在其《重返敦煌》一書中，同樣是第一篇這樣寫着：「1910年5月，裝着8,000件遺書的18隻箱子，捆綁在六輛馬車上開始東行。途中不繼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事件。當運送遺書的大車好不容易抵達北京城時，竟然遭到了更大範圍的劫掠。」對此，余秋雨憤怒地說：「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遭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裡！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
這些珍貴的敦煌文獻，除了漢文外，還有古藏文、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康居文等。除了佛經和儒家經典，還包括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典籍。中間還有不少當時的戶籍、樂舞、醫學、文學等資料，不單有利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對東亞、中亞乃至西方的古代史的研究都能發揮重大的作用。據聞斯坦因拿走的是最精美的，而伯希和拿走的是最有學術價值的。日本人說：「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日本。」由於歷史條件等因素，中國的敦煌學的確落後於國外。經過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代敦煌學者的領導，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如今逐漸達到國際水平。
或者冥冥中早就有一種預設，陸上絲綢之路是走上國際的，敦煌就是他的國際大城市。因此，充滿國際性的敦煌文獻最終也得走上國際，散落在世界各地，由各國的專家為它而皓首窮經。是否可以這樣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是專家們的，而敦煌的財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著名的敦煌學學者饒宗頤教授一生就是在香港研究敦煌。香港是現代的敦煌，敦煌是古代的香港。我們這一群來自香港的師生，偶然在莫高窟經過。在16號洞窟，擁擠的人群匆匆地聽一下講解，又匆匆地離開，不知道有多少人認真地看看甬道北側的那個17號洞窟--那曾經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藏經洞。我瞥一瞥洞內，那裡空空如也，心神恍惚地跟人群離開。或者那種思緒需要長時間的沉澱。■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隔星期三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