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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語習文】敦煌藏經洞 學術傷心史

2019-09-11
■藏經洞裡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 資料圖片■藏經洞裡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 資料圖片

暑假期間,帶領30位學生到敦煌進行參觀學習。乘了兩程飛機,從東南的香港到西北的敦煌。一處是面臨大海空氣潮濕的國際大都會,一處是大漠環繞乾燥非常的落後小鎮。看似相反的兩個地方,卻肩負茼P樣的歷史使命--香港是當今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大城市,而敦煌則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東西文化的交接點。

第一次聽到「敦煌」,大概是在電視上的紀錄片,印象十分模糊。真正引起對這個地方多一點認識的,是看到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書中第一篇《道士塔》就引出了敦煌的悲劇,陳寅恪先生說:「敦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從魏晉南北朝到元代,敦煌累積了千多年東西文化交流的陳蹟,莫高窟就是這一累積的結晶。清末,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時候,一位來自湖北麻城的農民王圓籙來到敦煌。這位目不識丁的農民成為了道士,並掌握了佛教寶藏莫高窟的管理權。1900年,在一次打理16號洞窟時,他在甬道的北側意外地發現了封存千年的藏經洞,裡面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這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卻發生在一位不識字的平庸道士手上。

匈牙利裔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先後來到敦煌,他們付出了少許金錢給王道士,就把藏經洞內的文物一箱一箱地運往倫敦和巴黎。其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鄂登堡和美國人華爾納也來了,於是敦煌文物又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就這樣,王圓籙就成為了余秋雨口中的「敦煌石窟罪人」。

其實,發現藏經洞初期,王圓籙一直向當地官員提出保存文物的要求,甚至也得到時任甘肅學台葉熾昌的重視,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大量經卷給外國人搬走後,終於引起了清廷的重視,文字學家羅振玉向學部建議剩餘的文物由官方運往北京保存。這些「幸存」國內的文物,其遭遇又如何呢?大陸作家周伯衍在其《重返敦煌》一書中,同樣是第一篇這樣寫荂G「1910年5月,裝8,000件遺書的18隻箱子,捆綁在六輛馬車上開始東行。途中不繼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事件。當運送遺書的大車好不容易抵達北京城時,竟然遭到了更大範圍的劫掠。」對此,余秋雨憤怒地說:「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遭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裡!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

這些珍貴的敦煌文獻,除了漢文外,還有古藏文、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康居文等。除了佛經和儒家經典,還包括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典籍。中間還有不少當時的戶籍、樂舞、醫學、文學等資料,不單有利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對東亞、中亞乃至西方的古代史的研究都能發揮重大的作用。據聞斯坦因拿走的是最精美的,而伯希和拿走的是最有學術價值的。日本人說:「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日本。」由於歷史條件等因素,中國的敦煌學的確落後於國外。經過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代敦煌學者的領導,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如今逐漸達到國際水平。

或者冥冥中早就有一種預設,陸上絲綢之路是走上國際的,敦煌就是他的國際大城市。因此,充滿國際性的敦煌文獻最終也得走上國際,散落在世界各地,由各國的專家為它而皓首窮經。是否可以這樣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是專家們的,而敦煌的財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著名的敦煌學學者饒宗頤教授一生就是在香港研究敦煌。香港是現代的敦煌,敦煌是古代的香港。我們這一群來自香港的師生,偶然在莫高窟經過。在16號洞窟,擁擠的人群匆匆地聽一下講解,又匆匆地離開,不知道有多少人認真地看看甬道北側的那個17號洞窟--那曾經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藏經洞。我瞥一瞥洞內,那裡空空如也,心神恍惚地跟人群離開。或者那種思緒需要長時間的沉澱。■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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