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多年前，我的同事李蓉教授請我看過一部舞台劇，阿加莎的《捕鼠器》。那是我第一次在劇院看阿加莎，正好也是她上演次數最多的一部。在倫敦聖馬丁劇院，這部劇每周會連續上演五天，並場場爆滿。
但這部小說卻不是電影改編的寵兒，《東方列車殺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才是。前者有三個改編版本，後者稍少一點，也有兩個。而且，每一部都匯聚了不少當紅明星。至於她其餘的小說，雖說不及前幾部如雷貫耳，讀者也不少。為此，《紐約客》曾做過一個斷言，說在世界上，阿加莎的小說是除了聖經與莎士比亞之外最暢銷的作品。
閱讀阿加莎，我們首先會感覺到一陣迷霧迎面襲來。並且，不到結尾處，兇手是從不現身的。對於現代讀者來說，在經歷了各種奇思妙想的偵探小說、劇集和電影之後，阿加莎的某些懸念手法早就不稀奇了。比如，某部作品是依靠時間的誤導性，另一部作品是依靠陰謀參與人數的出乎意料。但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喜歡阿加莎。因為她的小說結尾不是簡單的交出一個兇手，而是為了串聯各種伏筆，並讓所有前期鋪設的線索嚴絲合縫地一湧而出，以產生久違並恍然大悟的效果。
所以，阿加莎是永恒的。秘訣在於這些被偽裝成日常生活的線索，絕不可能完全被讀者記住，它們的平庸和瑣碎給了它們最好的掩護。看完一遍，過不多久，讀者就會徹底忘掉某些細節。而一部偵探小說，只要一個細節被忘記了，讀者就不會拒絕再讀一遍。
表面看來，阿加莎在利用她對細節的關注展現她的才智，並設計出如此之多令人難以意料的橋段。但其實，這種效果與其說來自於作家本人，不如說來自於偵探本身具有的推理可塑性。雖則貌似屬於作者，實則是邏輯推理的自身需要。一旦推理所依賴的那些日常和隨性而至的素材煙消雲散，這一次的推理也就徹底一去不復返了。即便對於阿加莎本人，這些鋪墊也是不可重來的。但也因此，作家只要立志於將推理當做寫作事業的基礎，他離寫出一部偵探小說就不遠了。因為每一次的寫作實際上只是重新搜集新的素材，再推理一次。因此，但凡推理小說家，幾乎每一個都著作等身。而推理或偵探小說，總的說來，是千篇一律的。
讀者當然可以為了喜歡一個作家，在作家的作品當中去尋找作家的生活。譬如阿加莎，她私人的環球經歷，她的東方列車之旅，她婚姻失敗的痛苦，以及她的女性作者身份。凡此種種，都曾出現在她的作品當中。這些閱歷讓她的作品既顯得真實，又像蓋上了她的印章。但這是一個假象，推理小說唯一重視的只有邏輯本身，其他都只是裝飾。這也是文學獎未能給予阿加莎更多關注的原因，因為文學獎總是更注重還原生活而非表達邏輯。
但推理本身的普遍性並不能替代偵探小說的獨立性，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熟悉的一套敘事結構。對於阿加莎，她講故事從來都是先讓所有角色都沾上嫌疑，而後再讓偽裝的主角--那位可憐的被害者以死亡的方式隱退。嫌疑人因此瞬間成為主角，並在洗脫嫌疑的過程當中輪番上陣。最後，再由偵探揭曉謎底。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每個人都有嫌疑，他們就變得同等重要。並且，他們的作案動機所指向的身份正好同時強調了每個人。
也許，這是阿加莎受我們喜歡的另一重理由，她展示了一種絕對的平等主義。並且，這種平等主義的基礎是注重每個個體的個性，這讓平等一詞意義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