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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新冠肺炎】盧貽堅無懼醫院高危:幫得多少幫多少

2020-04-17
■盧貽堅因「醫護罷工」燃起心中團火,走上註冊護士兼職崗位。■盧貽堅因「醫護罷工」燃起心中團火,走上註冊護士兼職崗位。

「醫護罷工」激起團火 退休懲教署監督請纓上崗

兩個月前,本港的一場「醫護罷工」,為新冠肺炎的陰霾再蒙上了一層陰影。有人退縮罔顧後果,有人卻逆行站出來,通過醫管局「自選兼職招聘計劃」趕赴前線,為分擔公立醫院醫療壓力貢獻己力。曾任懲教署監督、主理監獄醫院醫療和護理服務的盧貽堅(Tony)便是其中一員,金錢名利如煙散去,唯有心中幫人的那團火燃燒不熄,無懼疫情期間醫院是高危地帶,心裡只有一句「無論幫多幫少,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也慶幸像他這樣有心的退休醫護人士,香港還有不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十七年前,經歷沙士的Tony時任總懲教主任,擬定防疫守則保障院所不被病毒傳入,新犯一落囚車便做好基本檢測,發現異況立即隔離。他猶記得當年收入幾名懷疑沙士的帶菌者,自己親身巡查檢視,安排好防護措施,以身作則,「我們要給職員信心,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單打獨鬥。只要我們跟足程序做,被感染的機會會降到很低,甚至接近零。我們與醫管局開會商討對策,闡述自己的情況和需求,從某程度上來講,如果監獄院所沒有爆發傳染病,對整個香港社區的公共衛生系統很有幫助,是一種雙贏。」

他同時指出,現時香港有時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有人一味強硬地索取,卻從不理會對方是否有條件可以提供。

走上註冊護士兼職崗位

十七年後,Tony因看不過在危急關頭竟有「醫護罷工」,再燃起心中團火,想幫手出份力,決定走上註冊護士兼職崗位。他一月尾已申請臨時兼職崗位(temporary part-time),直至二月初醫護罷工時未有接獲通知,深諳此時醫護人手需求的他心急如焚,再報名申請自選兼職計劃(locum),偶然在報章見到香港護理專科學院院長黃金月教授正幫助一班退休護士重返醫管局工作,聯絡後再填表報名,終收到醫院人事部電話通知,得償己願。

接受訪問時,他已作為自選兼職註冊護士(普通科)在公立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房工作了六日,見證「將每位病人都視為潛在帶菌者」的標準保護措施;見到同事工作投入且勤力,從不曾放鬆警惕。

「盡責的醫護總是佔大比數,醫生前一晚十點、十一點off call,第二朝七點幾已經開始巡房。若收發燒新症,定會問清急診室是否有照過肺片,若肺片有花則會轉去『懷疑病房』。」他堅信,香港的醫療系統在亞洲數一數二,各方面進步很快,例如當年某些會清洗重用的器具,現時早已換成一次性的,降低傳染風險。

身為兼職護士,他認為私家醫生以兼職方式減輕公立醫院負擔實屬可行,但他同時希望醫管局可完善細節問題--他以自己為病人度血壓血糖或派藥為例,每位醫護都有自己的賬號密碼登入醫管局系統,每個步驟都會以barcode記錄避免錯漏,「私家醫生進入醫院幫手幾日,是否會即刻開設操作賬戶使用,或者是否會提供臨時的賬號密碼呢?」他補充道。

護理將病人舒適放首位

時代變遷,退休十年,從曾經的管理層,到現時趕赴前線落手落腳護理病人,Tony稱自己的基本護理知識仍在,身邊同事格外友好團結,從未將他當做是新來的外人,悉心講解,有問必答。他表示,自己在跟足護理routine之餘,也在積極學習先進電子醫療器材的使用方法,「做醫療行業,治病救人便是天職,而護理是很特別的行業,辛苦和污糟的工作無法避免,所以一定要有愛心。」

「對於長期臥床病人,有時護理比食藥更重要,床單皺,尿片濕,他們有時出不到聲,好辛苦。」他時刻將病人放在首位,遇到落單的病人服務助理也會主動走去幫手,「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無時間的時候做緊要事先,有時間的時候幫下病人做口腔護理等,讓他們感到舒服一點,這些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年輕人做錯事應要找數

Tony憶起自己的年輕時光,從入職時的二級懲教助理,三年升至懲教主任,「那時覺得自己好叻好威」,也是那年少輕狂時發生的一件事,使他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我住深水鶠A一日返屋企見到有送石油氣的工人坐在大廈電梯大堂吹風扇,我鬧他浪費資源,他解釋說坐一陣就走,我還是堅持趕他離開。」那時的他,從未覺得自己做錯,直到十幾年後回想此事,或許風扇始終是開荂A搵辛苦錢的工人也只是小休片刻並無惡意,「只是那時缺乏同情心,從不曾為對方考慮。我們常常以自己作為標準去判斷其他人,而現在的年輕人很多時候都在用自己心裡那把尺衡量對錯,未考慮過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當他們成長久些,看的事情多些,對歷史掌握多些,才會再反思過往判斷的對錯。」

反觀「醫護罷工」事件,他堅信「做錯事總要找數」,事件總要有人負責,「有的人根本知道自己是錯的,所以第二次便不會再支持。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未必捱過,他們的想法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一切都得到得太容易,覺得世界沒有自己唔掂,你和他講以前的事,他會反駁現在已經不同,但當他坐到一個需要負責任的位置,想法或許會改變。」

他坦言,年輕一代入世未深,有些事需要親身經歷過,才會有更深切的體會,從赴歐美讀書的學生如今紛紛回港,可見香港與外國防疫措施和制度的分別。「衛生防護中心盡心盡力在做,一百件事中可能有一件做得不夠好,有些人卻雞蛋裡挑骨頭一味批評,令人心灰。」

本港醫生缺少持續進修

1975年5月1日,這個入職的日子Tony記得很清楚,培訓後在赤柱監獄任職二級懲教助理沒多久,他偶然見到通告揀選合資格職員接受student nurse training,「老實說,當年我根本不知道student nurse是做什麼,也並不知道日後會成為註冊護士。」也許是源於年輕人渴望進修的熱情,他主動報名接受三年培訓,最終通過考試成為一名註冊護士。1979年,他從醫院畢業回到懲教所,升至懲教主任職位,開始負責監獄醫療事務。

1989年,他曾赴廣州護士學校進修,留意當年內地醫療設施較為落後,資源同樣缺乏,但醫生經驗豐富,技術與香港比不遑多讓,「當年他們可能一個月只有照十張X-ray的quota,只能『望聞問切』做得好充足,將照X-ray的機會留給最需要的人。而有些本港醫生若失去X-ray、驗血等檢查輔助,可能斷不了症。在香港做醫生,要考試成績頂尖,再經過醫科五年訓練,做完實習醫生再註冊,技術絕不會差,那問題出現在哪裡?是工作忙碌掛住搵錢,缺少之後的持續進修,逐漸便與最新科技脫節。」他說。現時,內地醫療設施先進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也有部分內地醫生赴港考牌,「內地和香港的醫療和護理標準不同,但原則不會改變。我認識一位內地醫生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幾乎唔識英文,三年之內考到香港的醫生牌,包括過埋英文試,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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