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明於1979年已北上發展。拍武俠片傳遞愛國精神 以中國人為傲
對於生長在英國統治、兩岸政治對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愛國二字說來簡單，切實落到行動上談何容易。從1979年祖國內地剛剛對外開放，著名導演、歌手兼演員徐小明便帶頭前往百業待舉的內地，為當時荒蕪的影視市場效力一份。時隔41年之久，徐小明歷經了創作愛國歌曲不被看好、內地拍戲被台灣勒禁、到今時今日面對泛暴派侮辱內地同胞，企圖對愛國愛港人士圍攻滅聲的狀況，他始終只有一句話：「我很驕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毫不猶豫地支持國安法在香港落地。」同時，他希望政府以三個階段：止血止痛、祛瘀新生及固本培元來治好受傷患病的香港。■採、攝：焯羚、胡茜
過去的動盪一年，徐小明無懼黑暴，大膽發聲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央「出手」設立香港國安法，還香港安定繁榮。他說：「國安法的出爐是一個好時機去大刀闊斧地對香港各方面進行改革。」他認為可用中醫治病的手法以處理香港目前的問題，更建議香港政府要達到有效實施的目的，便要分為三步去落實。
要嚴厲執法才可止暴制亂
徐小明說：「像我們練武的時候受了傷，第一件事一定是止血止痛；第二件事則是祛瘀新生，這樣才能有新的生機生出來；第三個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香港國安法就是止暴制亂的藥方，政府實施時就需要用嚴厲的手法執行，否則香港不能止血止痛；然後要祛瘀新生，清除政府部門、公共事業、教育法律方面的『反中禍港人士』，對冥頑不靈的群體是不需要再容忍、不能手軟了。不然的話，立法是沒有意義，只會被不法之人不斷衝擊，試探底線，改革無法見效；最後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鞏固自身，現在香港真的需要很大力去改革，特別要從教育上去改革。從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愛國教育着手，這樣香港才有希望。」
社會上要有強大的愛國愛港力量，香港才能真正回歸祖國。現在香港一些名人、藝人，只會「暗中」愛國，不敢宣於口，而他一直能堅持做個愛國藝人，支持不同的愛國活動，他說：「我從沒有壓力，因為自己不是『忽然愛國』，愛國愛了幾十年，從沒理會別人怎樣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要看個人本身的根在哪裏，這個很重要。」徐小明說。
他認為愛國情操應當在骨子裏，而不是貪圖面前利益，假惺惺捍衛祖國。「不少影人兩面三刀，一面北上賺人民幣，另一面不願意為祖國發聲，甚至思想激進反政府、『唱衰』內地，這讓真正愛國的人士看到也很不舒服的。」徐小明認為在大是大非之前不能模棱兩可，不管你碰見何種惡劣的環境，受到各方面的一些威脅，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的愛國精神。
粵劇世家講求「忠孝仁義」
童星出身的徐小明，自小身邊便圍繞着有頭有臉的老倌名家，「我做童星的時候，身旁的每個老大哥，如吳楚帆、張活游、張瑛等都是愛國藝人，經常談論香港淪陷、受辱後翻身等故事，自然會感受到要珍惜和平感激國家，都激發起愛國情操，這些都是能夠產生良好效果的教育的。」他認為從小家庭教育和父母師長指導是重中之重，不能輕言忽略。自己流着炎黃子孫的血液，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身為知識分子還跑到國外去求外國人插手制裁，這是漢奸所為。作為父母就要指出來。他的一對子女也是在外國留學回來，他也不時將中國歷史故事講給他們聽，傳遞中華民族精神給他們。
「我是粵劇世家，粵劇故事中間最重要是講求『忠孝仁義，善惡分明』的精神，如果我們的作品中不鼓勵愛國家、愛民族，全講娛樂、風花雪月是沒大意義，就算言情作品講愛情，也需要強調做人要有善良的價值觀，什麼是正確、錯誤，是非要分明，對社會有貢獻是很重要的。」他說。
1979年，祖國大地一夜開放，大部分產業都處於嶄新的起點上，娛樂產業尤甚。就在這時候，徐小明作為在香港早有名氣的演員、歌手，沒有瞻前顧後，一心前往內地，為空白的影視業帶去蓬勃的種子。「那時候內地剛剛開放，有一位領導人邀請我回去拍戲，帶些專業技術、思維去幫忙內地影視行業的發展。我回去看到內地的情況，是很讓人心酸的。當時的國家是不夠資源的，我那時去了，覺得國家是很需要一些人去幫忙發展影視業。」
不是「忽然愛國」不怕閒話
還記得當年由於兩岸政治關係對立，台灣的市場是不容許香港演藝人員出現在內地市場的，「很多香港演藝人員不敢親近內地，也不敢和內地機構合作。我當時因為出現在內地影視圈，回去與福建電影製片廠聯合出品的一部動作電影拍《木棉袈裟》，導致被台灣勒禁，稱我為『附匪影人』（依附共產黨的影人）。不能入境台灣，作品不能在台灣播放，當時台灣市場是港片重要市場，佔近50%票房收入。慶幸套片在其他市場大收，沒有蝕本。之後台灣方面有嘗試鬆口要我簽署一份『後悔書』，但我沒有落筆，因此最終被台灣禁長達六年之久。」徐小明回憶道。
內地的影視產業在各路先鋒的藝術家手中急速催生着，有賴於吸收前者的精華，一路發展，造就了今日的盛世，而不少從業者亦因此看上這塊香餑餑，回去拍戲。徐小明說：「既然1979年百廢待興的時候我已經去了內地，沒有什麼利益可以追求，只有一腔熱血。我已經向大家介紹國家，支持國家幾十年，我很坦然的，絕對沒有壓力，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忽然』愛國，不是『見利愛國』，沒有人會講閒話。」
首位唱「紅歌」的香港歌手
今年「七一慶回歸--太平山頂國歌快閃活動」，徐小明一早上到太平山頂廣場參與，情緒激昂高唱國歌，莊嚴的歌聲響徹太平山頂！
他自豪地說：「我應該是首位唱紅歌的香港歌手，對我來說唱紅歌很常做的事。我是將原作是蒙古族的一首歌頌毛主席的歌，名為《草原上的紅衛兵遇見了毛主席》，我將它重新改編為廣東歌《草原英雄》，在香港唱的 ，這首歌連續一個月都在電台榜上是冠軍歌曲，這是我唱紅歌歷程上的重要一個開始。」
華洋交雜中的香港，流行音樂多是西洋、東洋化的，徐小明怎會喜歡唱紅歌？他謂：「讀書時也是彈結他唱西方民歌的，但當歌手出唱片時，環顧整個歌唱產業的大環境，歌手都是唱西洋歌、日本歌為主，既然已有這麼多唱西洋歌，我作為中國人，為什麼不唱中國風？」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然需要巨大的開創力與勇氣，「當時我極力爭取唱一首中國風的歌《七弦琴》，當然沒有人支持我，包括我的英國人唱片監製。」由於預算有限，監製無法再另闢一個團隊去為徐小明製作這首《七弦琴》的歌曲，他卻堅持要去做，「我就想要去做成這件事，決定自己作曲作詞。因為預算問題，只用一個古箏伴奏這首《七弦琴》，這首歌最終在市場上反響頗好，甚至成為了當年最紅的幾首歌之一，那時的老闆也因此有了信心，便有了之後我的歌的更多的中國風，是意外收穫。」徐小明說，「我有做人的宗旨，想的就只有『我是個中國人』，並沒有想到唱紅歌愛國這麼廣泛的事情。」
愛國教育需生動循序漸進
早前一場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戰爭大家都十分疲憊，徐小明和羅堅就合力創作了一首為勉勵抗疫而作的新歌《祝福以後》，這首歌最近獲第11届華語金曲獎，由羅堅作曲及編曲，徐小明作詞，徐小明和兒子徐浩崑合唱勵志歌得獎，令徐太非常開心！全家都很正能量。
他知道黑暴事件令許多家庭都出現政見不同而爭論，造成「黃藍對戰」，令家庭嚴重撕裂。
「社會出問題，青少年出問題，其實反映父母、學校教育出問題。好多家庭發生矛盾都是因為子女不聽父母講，年輕人大多數都容易情緒過激，並不只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個人問題，基本上是教育的失陷。」他說。
徐小明又回憶自己從前讀書說一句髒話都會被老師嚴厲教育，但是現在年輕人卻毫不在意，男女在大街上也肆無忌憚講粗口，在示威場合集體講粗口，甚至在學校畢業禮都對着師長嘉賓做不禮貌行為，完全失禮、失格。
武、俠精神緊扣國家民族情懷
2014年的「佔中」事件，很多學生走上街頭做霸王，毫無理性，讓徐小明意識到教育是關鍵，很重要。「所以，我會不厭其煩去講故事給大家聽，簡短地把歷史、把受辱的經歷告訴青年人。」
記得曾有大學請他做講座，徐小明與一些學生作拍電影意見交流，交流完結後我特別了解他們的想法，通過交流徐小明得知很多學生甚至不知道英國管治的時代，香港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香港人究竟是怎麼的生活。「就很簡單說護照的問題，我們是屬於英國的屬土公民，英國並不會給我們一本真真正正的護照，我們去許多地方都需要簽證，97前國籍不是英國又不是中國，那時候的我們是很渴望有一個真正的身份的。」
亦有次新聞傳播系大學生來訪問他，完成後他特意問學生有沒有去「佔中」，為何要去「佔中」？「他們講有去，但講不清原因，只是話同情上街頭的人，那時候我就明白他們純粹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共情，並沒有真正的動機。我就指出你們不了解事件動機就走出來參與，講得難聽一點這就是盲從。」
從那時候開始，徐小明便修正了自己與大學生的講座話題，他知道如果以愛國為主題，是很難讓學生產生第一時間的共鳴，「我開始不止是講我的專業，而是講武、俠與電影，將武和俠兩樣事情分開。」以這個角色切入的他，很快獲得了一些年輕人回應：「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武俠呢？因為武俠電影故事都是講正義、忠誠，及國家民族情懷的武、俠文化這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獨有的文化，那些人為什麼會受人尊重呢？就是因為對國家民族有建樹，是因為他們的精神，而不是武器。」
俠之大者，起源於精神上的高度，以理服人，便是徐小明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