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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護國安】徐小明:國安法為港療傷固本

2020-07-10
■徐小明於1979年已北上發展。■徐小明於1979年已北上發展。

拍武俠片傳遞愛國精神 以中國人為傲

對於生長在英國統治、兩岸政治對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愛國二字說來簡單,切實落到行動上談何容易。從1979年祖國內地剛剛對外開放,著名導演、歌手兼演員徐小明便帶頭前往百業待舉的內地,為當時荒蕪的影視市場效力一份。時隔41年之久,徐小明歷經了創作愛國歌曲不被看好、內地拍戲被台灣勒禁、到今時今日面對泛暴派侮辱內地同胞,企圖對愛國愛港人士圍攻滅聲的狀況,他始終只有一句話:「我很驕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毫不猶豫地支持國安法在香港落地。」同時,他希望政府以三個階段:止血止痛、祛瘀新生及固本培元來治好受傷患病的香港。■採、攝:焯羚、胡茜

過去的動盪一年,徐小明無懼黑暴,大膽發聲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央「出手」設立香港國安法,還香港安定繁榮。他說:「國安法的出爐是一個好時機去大刀闊斧地對香港各方面進行改革。」他認為可用中醫治病的手法以處理香港目前的問題,更建議香港政府要達到有效實施的目的,便要分為三步去落實。

要嚴厲執法才可止暴制亂

徐小明說:「像我們練武的時候受了傷,第一件事一定是止血止痛;第二件事則是祛瘀新生,這樣才能有新的生機生出來;第三個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香港國安法就是止暴制亂的藥方,政府實施時就需要用嚴厲的手法執行,否則香港不能止血止痛;然後要祛瘀新生,清除政府部門、公共事業、教育法律方面的『反中禍港人士』,對冥頑不靈的群體是不需要再容忍、不能手軟了。不然的話,立法是沒有意義,只會被不法之人不斷衝擊,試探底線,改革無法見效;最後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鞏固自身,現在香港真的需要很大力去改革,特別要從教育上去改革。從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愛國教育着手,這樣香港才有希望。」

社會上要有強大的愛國愛港力量,香港才能真正回歸祖國。現在香港一些名人、藝人,只會「暗中」愛國,不敢宣於口,而他一直能堅持做個愛國藝人,支持不同的愛國活動,他說:「我從沒有壓力,因為自己不是『忽然愛國』,愛國愛了幾十年,從沒理會別人怎樣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要看個人本身的根在哪裏,這個很重要。」徐小明說。

他認為愛國情操應當在骨子裏,而不是貪圖面前利益,假惺惺捍衛祖國。「不少影人兩面三刀,一面北上賺人民幣,另一面不願意為祖國發聲,甚至思想激進反政府、『唱衰』內地,這讓真正愛國的人士看到也很不舒服的。」徐小明認為在大是大非之前不能模棱兩可,不管你碰見何種惡劣的環境,受到各方面的一些威脅,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的愛國精神。

粵劇世家講求「忠孝仁義」

童星出身的徐小明,自小身邊便圍繞着有頭有臉的老倌名家,「我做童星的時候,身旁的每個老大哥,如吳楚帆、張活游、張瑛等都是愛國藝人,經常談論香港淪陷、受辱後翻身等故事,自然會感受到要珍惜和平感激國家,都激發起愛國情操,這些都是能夠產生良好效果的教育的。」他認為從小家庭教育和父母師長指導是重中之重,不能輕言忽略。自己流着炎黃子孫的血液,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身為知識分子還跑到國外去求外國人插手制裁,這是漢奸所為。作為父母就要指出來。他的一對子女也是在外國留學回來,他也不時將中國歷史故事講給他們聽,傳遞中華民族精神給他們。

「我是粵劇世家,粵劇故事中間最重要是講求『忠孝仁義,善惡分明』的精神,如果我們的作品中不鼓勵愛國家、愛民族,全講娛樂、風花雪月是沒大意義,就算言情作品講愛情,也需要強調做人要有善良的價值觀,什麼是正確、錯誤,是非要分明,對社會有貢獻是很重要的。」他說。

1979年,祖國大地一夜開放,大部分產業都處於嶄新的起點上,娛樂產業尤甚。就在這時候,徐小明作為在香港早有名氣的演員、歌手,沒有瞻前顧後,一心前往內地,為空白的影視業帶去蓬勃的種子。「那時候內地剛剛開放,有一位領導人邀請我回去拍戲,帶些專業技術、思維去幫忙內地影視行業的發展。我回去看到內地的情況,是很讓人心酸的。當時的國家是不夠資源的,我那時去了,覺得國家是很需要一些人去幫忙發展影視業。」

不是「忽然愛國」不怕閒話

還記得當年由於兩岸政治關係對立,台灣的市場是不容許香港演藝人員出現在內地市場的,「很多香港演藝人員不敢親近內地,也不敢和內地機構合作。我當時因為出現在內地影視圈,回去與福建電影製片廠聯合出品的一部動作電影拍《木棉袈裟》,導致被台灣勒禁,稱我為『附匪影人』(依附共產黨的影人)。不能入境台灣,作品不能在台灣播放,當時台灣市場是港片重要市場,佔近50%票房收入。慶幸套片在其他市場大收,沒有蝕本。之後台灣方面有嘗試鬆口要我簽署一份『後悔書』,但我沒有落筆,因此最終被台灣禁長達六年之久。」徐小明回憶道。

內地的影視產業在各路先鋒的藝術家手中急速催生着,有賴於吸收前者的精華,一路發展,造就了今日的盛世,而不少從業者亦因此看上這塊香餑餑,回去拍戲。徐小明說:「既然1979年百廢待興的時候我已經去了內地,沒有什麼利益可以追求,只有一腔熱血。我已經向大家介紹國家,支持國家幾十年,我很坦然的,絕對沒有壓力,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忽然』愛國,不是『見利愛國』,沒有人會講閒話。」

首位唱「紅歌」的香港歌手

今年「七一慶回歸--太平山頂國歌快閃活動」,徐小明一早上到太平山頂廣場參與,情緒激昂高唱國歌,莊嚴的歌聲響徹太平山頂!

他自豪地說:「我應該是首位唱紅歌的香港歌手,對我來說唱紅歌很常做的事。我是將原作是蒙古族的一首歌頌毛主席的歌,名為《草原上的紅衛兵遇見了毛主席》,我將它重新改編為廣東歌《草原英雄》,在香港唱的 ,這首歌連續一個月都在電台榜上是冠軍歌曲,這是我唱紅歌歷程上的重要一個開始。」

華洋交雜中的香港,流行音樂多是西洋、東洋化的,徐小明怎會喜歡唱紅歌?他謂:「讀書時也是彈結他唱西方民歌的,但當歌手出唱片時,環顧整個歌唱產業的大環境,歌手都是唱西洋歌、日本歌為主,既然已有這麼多唱西洋歌,我作為中國人,為什麼不唱中國風?」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然需要巨大的開創力與勇氣,「當時我極力爭取唱一首中國風的歌《七弦琴》,當然沒有人支持我,包括我的英國人唱片監製。」由於預算有限,監製無法再另闢一個團隊去為徐小明製作這首《七弦琴》的歌曲,他卻堅持要去做,「我就想要去做成這件事,決定自己作曲作詞。因為預算問題,只用一個古箏伴奏這首《七弦琴》,這首歌最終在市場上反響頗好,甚至成為了當年最紅的幾首歌之一,那時的老闆也因此有了信心,便有了之後我的歌的更多的中國風,是意外收穫。」徐小明說,「我有做人的宗旨,想的就只有『我是個中國人』,並沒有想到唱紅歌愛國這麼廣泛的事情。」

愛國教育需生動循序漸進

早前一場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戰爭大家都十分疲憊,徐小明和羅堅就合力創作了一首為勉勵抗疫而作的新歌《祝福以後》,這首歌最近獲第11届華語金曲獎,由羅堅作曲及編曲,徐小明作詞,徐小明和兒子徐浩崑合唱勵志歌得獎,令徐太非常開心!全家都很正能量。

他知道黑暴事件令許多家庭都出現政見不同而爭論,造成「黃藍對戰」,令家庭嚴重撕裂。

「社會出問題,青少年出問題,其實反映父母、學校教育出問題。好多家庭發生矛盾都是因為子女不聽父母講,年輕人大多數都容易情緒過激,並不只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個人問題,基本上是教育的失陷。」他說。

徐小明又回憶自己從前讀書說一句髒話都會被老師嚴厲教育,但是現在年輕人卻毫不在意,男女在大街上也肆無忌憚講粗口,在示威場合集體講粗口,甚至在學校畢業禮都對着師長嘉賓做不禮貌行為,完全失禮、失格。

武、俠精神緊扣國家民族情懷

2014年的「佔中」事件,很多學生走上街頭做霸王,毫無理性,讓徐小明意識到教育是關鍵,很重要。「所以,我會不厭其煩去講故事給大家聽,簡短地把歷史、把受辱的經歷告訴青年人。」

記得曾有大學請他做講座,徐小明與一些學生作拍電影意見交流,交流完結後我特別了解他們的想法,通過交流徐小明得知很多學生甚至不知道英國管治的時代,香港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香港人究竟是怎麼的生活。「就很簡單說護照的問題,我們是屬於英國的屬土公民,英國並不會給我們一本真真正正的護照,我們去許多地方都需要簽證,97前國籍不是英國又不是中國,那時候的我們是很渴望有一個真正的身份的。」

亦有次新聞傳播系大學生來訪問他,完成後他特意問學生有沒有去「佔中」,為何要去「佔中」?「他們講有去,但講不清原因,只是話同情上街頭的人,那時候我就明白他們純粹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共情,並沒有真正的動機。我就指出你們不了解事件動機就走出來參與,講得難聽一點這就是盲從。」

從那時候開始,徐小明便修正了自己與大學生的講座話題,他知道如果以愛國為主題,是很難讓學生產生第一時間的共鳴,「我開始不止是講我的專業,而是講武、俠與電影,將武和俠兩樣事情分開。」以這個角色切入的他,很快獲得了一些年輕人回應:「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武俠呢?因為武俠電影故事都是講正義、忠誠,及國家民族情懷的武、俠文化這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獨有的文化,那些人為什麼會受人尊重呢?就是因為對國家民族有建樹,是因為他們的精神,而不是武器。」

俠之大者,起源於精神上的高度,以理服人,便是徐小明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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