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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軍
自《史記》創設《河渠書》，《漢書》襲為《溝洫志》，自漢至唐，代無專志。
然水利之事，關乎一朝之交通經濟命脈，實不可闕載，無奈後世史家無上繼班馬之心，惟有歐陽修所撰之《新唐書．地理志》措意於此。志中保存了有唐一代豐富的水利資料，凡七十三條，這些資料主要集中在鑿渠浚水方面，反映出了唐代水利建設的大體面貌。
唐高祖肇興太原即有興修河渠之事，然軍事倥傯，只是在陝州、太原近畿之地方，稍作鑿浚。至於太宗時，天下一統，百廢俱興，志中所載九例新渠分佈廣泛，北至瀛州龍門，南至揚州江都，與高祖時相較，可謂大興水利。高宗、武后時繼續了太宗時期的勢頭，東至青州臨朐，北拓薊州漁陽，南抵朗州武陵，西達鳳翔普潤。玄宗朝開元時期水渠興修進入鼎盛時期，引水鑿渠共十八例。此時李隆基勵精圖治，於政事頗為用心，與此同時唐朝的經濟發展也漸臻巔峰，隨之人口激增，糧食需求大大增加，特別是人口輻輳的長安地區，常常發生糧食供應短期的情況，以致於使得李隆基成為了「逐糧天子」。
正是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糧食問題日益嚴重，也就自然逼迫人工水利工程的大量出現，而天寶之後，安史亂起，李唐王朝雖然最終平息了這次叛亂，然而藩鎮割據的情況卻再也沒有改變，代宗以後雖代有興修水利之舉，然而與唐朝鼎盛時間相比，當是寥若晨星。縱觀李唐皇朝前後二十帝，僅殤帝、肅宗、順宗、武宗、宣宗五朝未有浚鑿新渠之記載，其中殤帝歷時一月，可略而不計；剩餘諸帝，均在安史亂後，興修水利自然無暇顧及了。如前所言，《新唐志》所載諸渠的興建記載確與唐史遞進相契符，從某一層面反映出了李唐皇朝的興衰。從諸渠的空間分佈來看，除了四川盆地和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的幾個例外，其時水利工程幾乎都在長江以北的傳統中原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江南的開發尚未進入全面深入的階段，全國的經濟重心仍在中原地區。
唐時水利事業屬於水部郎中和員外郎的職責範圍。而興修諸渠的實際主持者卻身份複雜，興修水利最為重要的主持者當是親民之官，故而縣令主持的情況最多。而興修水利往往要調動大量的經費和人力，還要對縣與縣之間因此所產生的矛盾進行調和，故而本州刺史親自主持的情況也很多，節度使、本州長史、本州司馬也因此多有參與。在歷史的任何時期，中央的力量對於地方事務的干涉是常常出現的，所以詔書開鑿水渠的現象在其時也佔有不小的比例，宰相、鹽鐵使、採訪使也同此。他州刺史、他州長史主持興修州外諸縣水利興修的情況比較特殊，大概是水利興修的影響範圍是相當大的，所以為了本州的諸縣的利益，在他州諸縣境內進行一定程度的水利興修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後，民眾自發興修水利的情況雖然很少，但是這也證明了民眾自發力量的存在，以及地方官員在某種程度上的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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