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既不能因為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而忽視其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意義,也不能因為香港社會對於經濟講「一國」幾無異議而忽視這一共識背後依然存在的政治對立;既必須充分估計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意義,又必須充分估計其政治意義。
我參與一本比較全面介紹香港證券市場的書的一章的撰寫,提及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或「內地化」),主要指香港證券市場越來越依靠內地企業上市和內地資金投資,內地背景的上市公司佔香港股市總市值、這些公司股份交易額佔香港股市總成交額比重不斷上升;並指出,香港債券市場愈益強烈地要求人民幣債券在香港發行,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或「內地化」)將愈益顯著。
然而,有人對我的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或「內地化」)說法表示質疑。沒有說道理,只是疑問。但我明白,是顧慮我的說法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這一提法產生矛盾。
恕我直言:多慮了。
港融入國家整體經濟是大趨勢
首先,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這一客觀事實的內在邏輯勝過任何思想的邏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具體而言,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企圖阻撓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經濟,不僅會被無情的事實所擊倒,而且,會讓香港值此「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引發或伴隨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之際,付出更大代價。
其次,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融入全球經濟趨勢也是不可阻擋不可逆轉。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經濟正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表現之一,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經濟的過程亦即國家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所以,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或「內地化」)不僅不意味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削弱或退化,恰恰相反,是香港鞏固和提升其作為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至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關於這一點,香港金融界乃至其他專業界別的有識之士已形成堅定共識。
然而,有沒有這樣一類人,視香港證券市場拓展人民幣業務為權宜之計?不能說沒有。
的確,在香港,有這樣一種人,他們不僅把爭取人民幣業務作為幫助香港金融市場渡過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不二法門,而且,把爭取國家對香港經濟其他領域的支持和幫助作為他們應對眼前香港政治困難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香港某些在政治上一貫敵對國家執政黨和國家主體政治體制的政治人物對於經濟講「一國」不公開表示異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這一類權宜之計。一旦香港經濟渡過了難關,香港經濟實力進一步壯大了,這一類人就會以此為資本來施展對抗中央的政治圖謀。然而,只要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視此為權宜之計、別有政治圖謀者就不可能如願而終將失敗。
認識香港與國家經濟一體化意義
所以,既不能因為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或「內地化」)而忽視其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意義,也不能因為香港社會對於經濟講「一國」幾無異議而忽視這一共識背後依然存在的政治對立;既必須充分估計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意義,又必須充分估計其政治意義。
惟有全面認識或理解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的意義,才能把握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經濟的方向和進程。在這一點上,香港社會至今仍明顯欠缺,突出表現在對待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許多人至今仍停留在「中央送大禮」的膚淺層面。對此,香港有識之士已提起正視。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在2008年12月29日《明報》24「觀點」發表《積極不干預 早已不貼題——當香港成為國家規劃的一個環節之後》,批評——「近年本地報刊上的評論有一特點,就是不斷重複同樣的觀點,將新生事物硬套入舊有框架來理解和閱讀。舉一個例:當中央推出14項跟香港有關的措施時,討論的重點總是圍繞著「特區政府向中央伸手」、「中央送大禮」之類的問題,所謂的分析不單止早有定論,見其措辭(例如挺港、送禮、伸手、求助)便大致上可以估計到採取的是什麼立場與結論,而且討論和分析的方法傾向於斟酌某一方的態度與處事方式(例如「中央送大禮」說明特區政府只懂伸手求助、不思進取,又或者研究中央領導的誠意,新增措施是否反映更多干預),而少有進入問題核心(例如措施本身的經濟理性,或兩地合作與分工的形式對香港長遠發展的含意)。」他忠告:「當香港逐步成為了國家及區域規劃的一個環節之後,還以為仍可以舊有的方式來處理經濟事務,這顯然是不願正視環境轉變的頑固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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