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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否平穩發展，跟外交工作是否搞好有莫大關係；自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之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但1989年發生了北京風波後，一夜之間，中國近乎被國際孤立，西方國家紛紛暫停了政府高層的互訪，取消了軍事交流，更推遲了向中國提供優惠貸款，停止了高科技技術轉移；這一切都對內地的經濟建設打擊很大。
面對國際環境逆轉，中國外交部要努力修補關係，其中一個方法是不斷發放出正確的信息，這工作全賴外交部的發言人。當初他們是如何成立？日常工作又如何？
80年代初，當時主管新聞司工作的錢其琛副部長，找來了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說外交部要建立新聞發佈制度，新聞司司長就是當然發言人；在一開始的時候，發言人主要是發佈消息，一般不答覆問題。
昔年「坐而論道」 而今「肅立發言」
1983年3月1日，中國外交部舉行首次例行記者會，齊懷遠以外交部發言人名義主持此次記者會，並向中外記者宣布，中國外交部從當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
發言人制度建立之初，發言人是坐幵的，記者會只發佈、不答問，記者會是有限制發佈時間，比如半小時；現在改成發言人站幵，每次記者會都有答問部分及沒時間限制，直至回答最後一個問題為止。從這些變化中能看出中國的開放在不斷的擴大，政府跟媒體的溝通、合作在進一步增強；而媒體對中國政府的關注程度亦在增大增強。
隨幵中國國力增強，在國際上影響擴大，中國的政策被更多國際媒體、輿論所關注；而外交部發言人是擔當政府的代言人，他們如何表態需要經過審批授權，不能信口開河；因此，發言人是依照準備好的口徑來回答提問。這會給人感覺發言人好像是在唸稿或背稿，但是如果說有些問題超出了準備範圍，這時候發言人就要做出一個判斷，在沒有把握、不了解情況下貿然回答問題，就等於把自己往火坑裡推。
答問「游刃有餘」 政策「不越雷池」
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需要很巧妙的技巧，維護及宣傳中國的外交政策及立場。原則上，發言人發表任何意見或所做的任何評論，都應按有關部門提供的口徑或口徑的精神表態，絕不能相違背，更不能出現大的錯誤，所以在工作中承受幵巨大的壓力，說錯了更會捱批評；另一方面，發言人的一言一行又備受媒體關注，在重要的記者招待會上，幾十台攝像機對幵，講出來的話絕不能賴帳，形成這個崗位的風險十分之高。
作為發言人，發言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政策範圍內雖有很大餘地，但半步也不能夠超出政策的範圍，萬一說錯了話，就代表幵國家或政府或外交部說錯了話，這會引起很多的誤解。
北京風波給中國帶來國際上的第一個衝擊，便是西方各國政府的制裁，國家怎樣突破這個困局呢？針對西方制裁，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抓兩極，促中央」的方法，就是以逐一擊破的形式，試圖突破西方制裁，擺脫孤立；通過跟歐洲國家、日本修好關係，從而促使美國改變對中國的立場。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回歸問題，中國跟英國仍舊需要磋商、保持對話。1991年9月，英國前首相馬卓安，為簽署興建香港新機場諒解備忘錄而訪問中國。這次訪問受到西方國家關注，亦再次打通中國跟歐洲國家的交往渠道。
台上高壓力 台下苦練功
90年代初，中國要努力修補國際關係，參與國際性協定亦是一個好辦法。例如1992年中國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94年簽署《核安全公約》、1996年4月簽署《非洲無核武器區條約》等。另一個有效方法是在經濟上努力，1991年中國加入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藉以東盟會議增加國際之間的對話。做好每件事情都要經過努力經營，就如外交部發言人一樣，他們第一次站到台上，代表國家發言都會戰戰兢兢，唯有不斷嘗試、磨練，才會成功。
臨場發揮 全憑積累
中國外交部設立發言人制度，從1983年至今，一共有23人出任過發言人，但他們在當發言人之前，幾乎都沒有從事過這項工作，第一次登台亮相主持新聞發佈會，加上台下黑壓壓一片，還有數十台攝像機對著，他們在台上都難免緊張。正如前發言人孫玉璽憶述，他在到任新聞司之前，一點接觸記者的經驗也沒有，只適應了一個星期，便要登台亮相，該怎麼梳頭、怎樣化妝也不懂，只能憑著過去當外交官的經驗，盡量穿得整齊大方。而前新聞司司長劉建超，因為以前當過發言人的助手，本身又當過翻譯，對發佈會的事情、發言人的工作並不太陌生；但是輪到他自己當發言人，第一次上台還是有一些緊張。
在外交部設立發言人制度之後，中國各部都設立了發言人制度，也有了國務院新聞辦，但是沒有定期的記者招待會，所以外交部發言人每周一次就顯得特別突出，而且不僅是記者參加，有一些外交官也去，原因是他們想得到第一手信息及體會一下現場感。
推公眾外交 集國民智慧
外交部部長助理何亞非覺得外交政策要能夠執行得好，必須得到老百姓的理解，老百姓要理解國家為甚麼採取這樣的政策；同時，民眾也有知情權，政府在做甚麼，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是政府和老百姓的交點。
外交政策 貼近百姓
為增強公眾對國家外交工作的認識，拉近公眾與外交部的距離，除了面向國內外媒體所設立的每周兩次例會外，近年來外交部還積極開展公眾外交方面的工作。公眾外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目的是加強外交部門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從而引導公對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因為中國的外交是中國人民的外交，也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外交，必須聽取廣大群眾對外交的評論、看法、建議，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在這幾年間，外交部專門提出公眾外交的概念，就是要「了解民意，引導民意，吸收民意」。希望從市民的智慧中、建議中、意見中，加強外交工作效用。
目前，外交部開設了「外交論壇」、「外交官在線交流」、「公眾開放日」等一系列活動。至今外交部的「公眾開放日」已經舉辦了很多次，愈來愈多的普通民眾，能夠走進曾經神秘的外交部參觀，並與外交官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雖然經過二十年努力，中國外交已經恢復過來，對話、協商、互訪等不時進行。但當年有一些禁制仍未消除，例如出售武器。現時歐美國家仍然禁止售賣武器予中國，即使個別國家領導人，例如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經提出希望解除對華軍售禁令，依然未能成事。中國的外交官工作仍需努力。
發言人Vs 記者 舌戰中互利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外交部設有三位發言人，由新聞司司長和兩個副司長兼任，實行輪流發言制度，一般一至兩個月輪換一次。外交部發言人出於工作的需要，經常與世界各國媒體記者打交道，由於世界各國主要是通過這些駐華記者的報道來了解中國，因此做好發言人的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有些記者經常會提出尖銳到近乎刁鑽或是充滿敵意的問題，但發言人與外國記者之間，仍然需要保持一種平等的合作關係。發言人和記者之間，更應該是一種融洽的關係，發言人想宣傳國家的政策，記者恰好提供協助；記者希望政府多些宣傳，可以多些新聞做，所以記者們不願意聽到發言人說「無可奉告」。而且記者是代表著某些受眾在提問，記者不斷發問之際，實際上給發言人提供了一個向公眾解釋的機會。發言人與記者之間，共同面對的對象是公眾、聽眾、觀眾和讀者，只是工作方式、崗位上的不同而已。
所以對於有經驗的發言人，不怕記者提出一些厲害問題，或者說是比較挑釁的問題；因為「提問權的自由」在記者，但「回答權的把握」在發言人，只要主導權仍然在手，就無須懼怕了，有些發言人更會利用這些機會解釋、說服那些記者。
「駐港公署掠影」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是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於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特區設立，負責處理涉港外交事務的機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積極支持和協助香港特區，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全力維護及保護香港同胞海外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是公署的重要職責。公署設特派員一名，副特派員兩名，下設六個部門，分別是辦公室、政策研究室、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部、條約法律部、新聞及公共關係部、領事部。
中國外交官紀實 第6集：外交部發言人（上）
主持：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播映時間：有線財經資訊台3月28日（星期六）晚上7時30分/12時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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