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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武 時事評論員
雖然面對上海競爭，但香港在不少方面仍有上海難以企及的優勢，關鍵是政府如何善用，積極把握機遇，這關乎本港長遠發展，政府應展現出管治能力，著眼於長遠、穩定、持續及健康的發展，從現在起訂立長遠發展策略，才是鞏固本港長遠發展之道。
近日有關本港競爭力的討論，再次受到社會熱議，有關話題非自今日始，早幾年許仕仁任政務司司長時亦曾帶起過一陣香港邊緣化的討論，主流民意都認同要解決本港競爭力日漸萎縮問題，但每次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當中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本港的客觀環境；二是政府的過時思維。
早幾年展開的邊緣化討論，反映港人都察覺到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面對不少瓶頸。城市的發展是相對的，香港儘管多項競爭力仍列國內城市前茅，但相比起內地城市的急速發展，卻出現此消彼長趨勢。四大支柱除金融業外，物流業只剩下航空仍保持優勢，旅遊只能依靠中央不斷放寬自由行注入活水，貿易受外圍經濟影響極大。最終只剩下金融業，不過上海將於2020年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意味香港只有十年時間。
這些問題並非什麼獨到見解，不論商界、學界、不同政黨都不斷提出強化競爭力的建議，不少建議雖然內容未臻完善，但至少提出香港發展的方向，相比而言，政府在這方面卻缺乏高瞻遠矚的長遠規劃。
成也金融 敗也金融
政府對長遠規劃著力不深，一個原因是香港過去金融獨大的經濟結構，令政府不必思考產業政策。每次社會對競爭力的憂慮往往都被金融的亢奮所掩蓋。早幾年金融市場的蓬勃拉動了整體經濟發展，財赤問題一掃而空，香港風景獨好，邊緣化問題好像一夜間就消失。此外，中央近年加大了挺港力度，在具體措施上把脈愈來愈準，個人遊、CEPA等都能對症下藥，以中國國力，支持香港一個蕞爾小島並非什麼難事，但由於中央的持續支持，令香港逐漸滋生坐享其成的心理，沒有規劃長遠的決心及推動力。
政府舊有思維亦窒礙著政府推動長遠發展。不少自由經濟論者都將港英時期的不干預政策視為金科玉律，政府扶持產業、規劃計劃就是十惡不赦。然而，香港的成功不應全歸功於這套不干預思維，而且時移世易，這套思維已不能應付複雜的政經形勢。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W.H.Overholt在《民主期刊》曾發表論文，指回歸後香港出現的種種問題，其實不少都是源自港英管治後期。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沒有改變港英過時的管治思維。
港英時期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七十年代末當英國得知中國決定在九七收回香港時，港英政府連工業多元化的構想也放棄了。但回歸後港人治港，理應為香港的百年大計作籌謀，過去政府舊有的一套積極不干預、顧問治港、小政府的舊思維早應唾棄。當年董建華提出的十四個各大中心的建議，竟無相關的政策局提交深入的政策研究報告，可見官員的舊思維正阻礙長遠的發展規劃。董建華引入問責制，就是引入外界新思維，協助他實施治港藍圖，雖然在實行之中遇到不少問題，但這個思路是正確，問責官員就是為香港找出前途，而不應只是作政治公關，為政府拆彈。
當然，也不能全怪政府，回歸後本港政局長期陷於內耗，反對派議題千篇一律都是政改、普選，在發展上提不出什麼有用建議。而且以衝擊政府為己任，不斷挑剔施政，在回歸初年更將本港與內地融合，說成是犧牲自治，大加阻撓。加上傳媒勢強，更令政府施政舉步為艱，推動一般法案尚且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更遑論要提出大政策，規劃長遠了。在這種嚴重內耗下，政府、反對派，整個香港都是輸家。
中央關注香港競爭力問題
近年連中央領導人都關注本港的競爭力問題，03年6月溫家寶總理來港簽署CEPA安排時，建議特區政府要「優化經濟結構」，08年10月溫總理提出多項挺港政策後，要求特區政府「分析香港金融和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早前溫總理更告誡本港「香港的金融中心也面臨著競爭，也還得用上中國的一句老話：不進則退！」中央領導人過去就本港問題往往只會提出較委婉的意見，近年愈趨直接坦率，反映中央的憂慮。中央一貫的方針，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及長遠發展，所以每當香港有需要時，中央都會義不容辭。但本港也要有憂患意識，積極應對當前的衰退危機，不能只是吃老本度日，虛耗光陰。
雖然面對上海的競爭，但香港在法制健全、自由開放、國際多元、政府透明等方面，仍然是上海等城市短期內難以企及，關鍵是政府如何善用現有優勢，積極把握機遇，迅速跟進，這關乎本港長遠發展，政府應展現出管治能力，著眼於長遠、穩定、持續及健康的發展，從現在起訂立長遠的發展策略，才是鞏固本港長遠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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