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錯失粵港區域發展機遇

劉佩瓊　全國人大代表　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國務院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去年底完成《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乃華南地區首次獲得中央政府部門主持的地區規劃。《珠三角規劃》不但涉及內地的九市，還把香港及澳門在整個區域的定位考慮在內。這是很值得整個地區感到鼓舞的事。

　際此歷史時機，正好總結在過去三十年粵港合作的經驗，以加強粵港的協作關係、更有效地發揮各市的優勢，以達致《珠三角規劃》的目標。

三十年粵港合作經驗

　首先，我們必須關注國際及國內經濟及商業投資環境的變化。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我們依賴的是國際市場，香港的出口額一向遠大於本地生產總值的規模，反映出口貿易在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在香港的出口總額中，絕大部分是轉口貿易，而轉口貨品主要來源地及目的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國際及內地出現任何環境及政策的變化都直接對香港產生影響。舉例而言，由於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出口加工便要作出調整、遵守「世貿」的規則生產。粵港合作的廠商要重估發展方向及策略，以反映時代的趨勢及市場的變化。

　第二，跟着市場走、發揮香港的優勢。由於香港經濟出口帶動的特徵，香港的產業結構要看市場的需求及競爭力。因此，香港要在內地政策及國際市場之間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當內地力促產業轉型及升級時，香港要根據國際市場潛力、內地產品的競爭力作出判斷，香港如何回應參與。新的產業在內地或者有需求，但是在目前內地市場的開發仍有很多障礙的環境之下、各地一窩蜂集中一些產業投資必然導致產能過剩，各地基於保護本地產業的考慮、對外商的企業便作出各種銷售限制。因此，香港的投資者如果要進入內地市場，還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與內地的各級政府作出溝通、協商，打破市場的障礙、建立共同市場。另一方面、粵港加工貿易仍有強大的發展潛力，不應驟然放棄。

　第三，粵港之間在政府及民間不同層面加強溝通討論才能衷誠合作。粵港兩地的優勢互補、珠三角各市的產業結構方面，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及分析、然後綜合規劃，以避免妄動及惡性競爭。民建聯在這方面正好發揮作用；一方面緊密聯繫香港各行企業、投資者、管理人員、專業人士及各類員工，了解他們北拓的期望及面對的困難及訴求，另一方面向特區及內地各級政府進行反映溝通、建言獻策，促進粵港合作的有效進展。

　第四、粵港合作應借助歐盟的經驗。歐盟的合作由第一階段取消關稅的共同市場開始，於第二階段建立經濟共同體，第三階段建立歐洲政治聯盟及共同貨幣，其間經過四十年，現在已擴大到27個國家。歐盟的建立涉及很多不同主權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實力及歷史文化生活有很大的差異，都能夠團結合作，成為與美國抗衡的經濟力量，主要依賴有遠見的政治領袖及人民的支持，能夠摒棄個別地區的即時或短期利益，打破各種障礙，通過優勢整合，促進歐盟的國際競爭力，今天歐盟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國際貿易體。當然，歐盟內的合作也有很多不易消除的困難，特別在建立以歐元為共同貨幣，對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形成極大的壓力，大大提高經濟水準較低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指數，面對嚴重的債務負擔。

　回看香港及珠三角地區，在政治上同在一國之內，不同的是經濟體制；然而兩個經濟體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已經把水準拉近，物價及人民收入的差距也日漸消失，可以說兩地已經高度融合。更重要的是兩地通過協作發展了共同的國際市場。相對於歐盟、港粵融合已經是水到渠成的階段。可是事實並未如理想，因為「珠三角」區內互相爭奪做「龍頭」及「中心」的景況十分嚴重，並且有很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

突破粵港協作的樽頸

　中國的改革開放意味着政治及經濟權力由中央向地方轉移；為了保障地方的權力，中國政府的職能只是轉移而沒有縮小。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伴隨的是強有力的政府威權，具體表現是經濟規劃及政策。而中國的財稅制度更成為政府施政力度的基礎。財稅制度偏重流轉稅一天不改，區域發展的保護主義色彩仍舊。「珠三角」的對手是「長三角」，而「長三角」的區域協調比較「珠三角」為佳，原因是上海作為政經龍頭的地位沒有遇到對手，有別於廣東省的廣州及深圳，更沒有一個決策體制以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珠三角」內的九市之間，也出現產業發展不協調、各自為政、甚至競爭的情況。後果是未能充分利用各市的優勢，甚至重複建設，浪費資源的規劃及投資。

　珠三角如果要建立更緊密的協作關係，關鍵是要深入對不同粵港協作模式的成本利益評估研究；而不是相互爭取利益。而我們欠缺的就是有關的研究，作為區域合作的理論根據，共同建立一幅宏圖遠景。而民建聯積極探索推進粵港合作不遺餘力，正好填補這個缺口。

　總結而言，粵港只有深化衷誠合作，才能發揮力量，建成為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城市群。(本文輯錄自民建聯新出版的《建港方略——民建聯政經研究論集：經濟篇》一書，內容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