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不容易解答的問題。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2）項的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其他法律。」在此，「其他法律」包括香港條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補選本身並不違反基本法，但把補選變為「公投」（或事實上的公投de facto referendum）顯然是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此已有不少評論，不必贅述。

　解決諸如此類問題的辦法很多，可以有十多種，關鍵在於如何取捨，怎樣選擇較為有利。最簡單的方法有兩個：（一）政府有措施阻止補選變公投，政府具有龐大的資源肯定能辦得到。（二）立法會主席不作喪失資格宣告（基本法第79條）。如辭職議員硬是不幹，可以採用三個月不出席會議的舉動迫使立法會主席宣告。這樣做雖然只能拖延，但對爭取民心大有助益。

　現在這是馬後炮了，仍然有辦法：（一）政府可宣布因補選變「公投」違反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故決定不安排補選，這樣辭職的議員就會把政府告上法庭，讓法官來評一評理。（二）政府提出《立法會條例》有關補選的修訂，讓立法會表決能否通過，不補選或按次遞補都是可以選擇的修訂方案。（三）政府不提出有關補選的撥款申請，政府也不動用應急備用款，也不安排人員進行準備工作，這樣辭職的議員也會把政府告上法庭，政府可以提出答辯理據。（四）政府提出補選撥款申請，但不與財政預算案捆綁，當年程介南辭職、馬力逝世的補選都是單獨申請的，便於立法會表決決定。

兩個有啟示意義的故事

　在此要講兩個英國真實發生的故事。話說當年英國和阿根廷就福克蘭群島發生爭議時，美國總統里根要當和事佬，美國與英國有特殊的聯盟關係，又與阿根廷友好，戴卓爾夫人雖不情願，但還是接受里根的調停。然而她心裡打兩個算盤，一是對協議討價還價，談而不破；二是即便談成了，可以讓議會否決。在道貌岸然的所謂君子看來，鐵娘子甚有權謀，但為了國家利益，她並不忌諱在回憶錄中說出來。這對特區官員應當有所啟示。

　另一件是司法判例受立法制衡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軍為阻止日本侵佔緬甸，堅壁清野，把緬甸石油公司的油田給燒了。後來緬甸政府要求英國政府賠償，官司打到倫敦。在Burma Oil Co Ltd訴Lord Advocate（1965）一案中，英聯邦的最終上訴法院作出判決，儘管英軍行為是合法的，但英國政府仍要賠償緬甸1100萬英鎊。然而英國政府不但拒絕執行判決，還要求國會緊急制定《戰爭賠償法》（War Damage Act 1965），使英國免除戰爭賠償，並使該法有溯及力。上世紀六十年代制定的法律，竟然可以在四十年代（二戰時）生效。英國省掉了納稅人的錢，緬甸也無可奈何。

　上述兩例，英國政府都是理虧的，但仍有可為。而香港特區政府阻止違憲違法的「公投」發生，是合憲、合法、合理、合情的，又可以得到中央、立法會、市民、可能還有法院的支持，為甚麼還不做呢？百思不得其解，看來並不是方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