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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和
七成台灣民眾支持ECFA 港澳「雙城記」世上難找
徐：您最近說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是台灣的維他命，ECFA的簽訂對今後兩岸關係發展有何影響？
大前：這個問題提得好！ECFA任重道遠，第一階段主要是談自由化問題，雙方代表用了兩年的時間談判，不談別的，只談ECFA，非常有意思。在達成完整的自由貿易協議之前，金融、農產品和基建等方面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談判。台灣的弱勢工業非常敏感，中國大陸給予台灣方面較大的自由，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如果台灣當局不能有效地掌控和北京的關係，那麼台灣就會出現混亂的局面。據我了解，70%的台灣民眾是支持ECFA的，但是政治是非常微妙的東西，只需讓人們有中國佔上風和控制局面的感覺，就可以動搖馬英九的政權。我一向主張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自由貿易。
徐：對香港和澳門的經濟有何影響？
大前：現在台灣的公司營利稅減至17%，與香港的16.5%非常接近。從公司營利稅層面來看，台灣比香港更具吸引力。香港人口太擁擠，沒有空間，地價昂貴，稅率對製造業沒有吸引力。對於典型的日本企業來說，以台灣為基地和中國大陸做生意較理想，因為台灣有工業基礎。香港是商業中心，也是金融中心，對金融界和地產界來說，可能香港是較佳的選擇，但是台灣對工業界的吸引力更大。
這也給日本企業在亞洲選擇總部時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新加坡及其他亞洲國家比較，台灣是較佳的選擇，也比中國大陸更具吸引力。中國政府經常改變政策，在營利稅、優惠政策、工資等方面作過多次改變。日本企業通常想評估自己的員工，表現好的加薪獎勵，表現不好的不能加薪，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的企業突然收到有關方面一律加薪15%的通知，而且連續兩年接到同樣的通知，規定一律加薪15%，沒有商量的餘地。這種單方面的處理方式給許多企業造成巨大的困難，無法長期在中國大陸運作，為了靈活性，台灣成了較佳的選擇。如果類似情況持續下去的話，這些企業也可能遷移到印尼或越南。中國政府需要理解工業界的心理狀態，他們沒有和投資者交流溝通，只是單方面在北京作出決定。這種情況如果再持續一兩年，加上富士康效應和人民幣升值，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我希望中國政府明白這一點，而我也會在這一方面極力直言，因為我所說的是代表所有到中國投資者的利益。中國對他們有吸引力，但是，良好的意願和耐心正在走向盡頭。
許多製造業開始考慮把營運基地遷往深圳或台灣，但是其他企業仍然會留在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城市聯合在一起具有很大的威力，這就是幾年前我在香港說過的「雙城記」。如果要舉辦國際會議，香港是個好地方，與會者可以到澳門玩幾天，如帶家眷來，她們會想留在香港。珠港澳大橋建成之後，「雙城記」將變成「一城記」。現在有關方面正考慮簡化深圳的邊境過關手續，屆時「三城記」將會更加吸引人，對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的吸引力都不會下降。
我不認為新加坡的賭場會影響到澳門，所以香港和澳門將長期在亞洲保持其特殊的金融和商業優勢。這兩個城市必須合作，問題是雙方都不喜歡對方，沒有一個協調的計劃。面對世界各國，這兩個城市必須溝通，聯成一體，向世界展現「雙城記」的魅力，因為人們無法在世界上找到類似的「雙城記」故事。
資金入樓價高港經濟迷失 香港可作中國的投資引導
徐：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上海等城市發展迅速。您認為香港能否對上海保持原有的優勢？香港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經濟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大前：1997年過後，我糾正了許多人對香港前景的錯誤看法。我應花旗銀行之邀到香港演講時，香港經濟蕭條，大家都不看好。當時，我預言幾年內12億中國人會來香港旅遊，並把商店裡的貨物買光。沒有人相信我的話，董建華先生也說沒見過像我這麼樂觀的人，希望我說的會是真的。其後，事實證明我的預言仍然有些保守，香港經濟恢復得比我想像的好。
香港回歸後的4、5年期間，經濟形勢確實是不好。現在香港人已經比較寬心，大量資金從大陸流入，房地產價格高漲，讓香港經濟發展有些迷失方向。但是香港人像80年代的日本人那樣，逐漸習慣了高房地產價格和高回報率。如果房地產價格還能持續5年高漲，香港人可以繼續獲益。但是任何事都有結束的一天，當這一天到來時，我希望香港不會像日本那樣陷入長達20年的蕭條。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資金將不會通過香港而直接流入其他地區，香港人必須有這個思想準備。香港人應該靈活應對，不要求資金留在香港，而是讓資金通過香港。香港的財經專家可以和西方的財經專家合作，引導中國的投資者到世界各地去投資。直接到國外投資的風險很大，過去日本到美國收購企業，20個收購項目中平均只有1項成功。房地產投資也是如此，日本人曾經在夏威夷收購所有願意出售的酒店，也收購洛克菲勒中心，結果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率達95%。
中國人不應該重蹈日本人的覆轍，在香港財經專家的幫助下，希望中國人能夠做得更好。如果香港財經專家的水平高，和外界的關係密切的話，在中國人還沒能直接到國外收購之前，香港至少還會有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扮演這種角色。香港有高度的自由，有足夠的條件吸引外資到香港投資，中國政府也不干擾這些事務，中國資金的大量流入使香港受益，香港吸取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東西，所以不必為香港的未來擔心。
香港和上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香港和上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如果想在中國創業，上海是較好的選擇，但是，如果把創業範圍擴大到亞洲，那麼就應該選擇香港。從金融和商業的角度看，上海還不能和香港爭高低，因為上海還沒有足夠的專業基礎和人才，而香港的優勢在於它屬於中國但又不完全是。目前，廣州、杭州、青島、天津等城市在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上海和這些城市的競爭比和香港的競爭更為激烈，所以香港沒有甚麼好擔憂的。
日需學會與巨大鄰國共存 中必會向日學習借鑒經驗
徐：您如何看待今後中日的經濟和政治關係？
大前：日中長達二千年的關係史上，日本的經濟力量平均只有中國的10%。但是，20年前，整個中國的國民總產值只相當於日本九州一個島的總產值。20年後的今天，中國又趕了上來，2010年中國的國民總產值已肯定要超過日本。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我相信再過20多年，中國的國民總產值將會是日本的10倍。
回顧過去的一百年，日本的表現很不尋常。日本只是一個小國家，卻做得非常好，不單在經濟方面，學術和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好。但是，我認為日本人必須做好接受中國現在是亞洲的主導力量的心理準備。許多日本人還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總是期望著中國會失敗，中國會犯錯誤。我說這些人是一廂情願。
5年前，我應邀到台灣參加工商協進會舉辦的論壇。一個叫章家敦的在論壇上大談他的一本著作中的論調，聲稱中國快要崩潰，正好投中一廂情願的陳水扁政權的所好，對他大鋪紅地毯，捧為貴賓。我在論壇上提相反看法，說我們必須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獲取利益，中國已不再是低成本的生產基地，中國是我們的客戶，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心理狀態，當然我遭到了主人的冷淡待遇。我認為中國必須繁榮昌盛，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必定會向日本購買或學習日本的經驗，借鑒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我們必須做好我們是中國的10%的心理準備，這意味著我們附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正如加拿大是美國的10%，瑞士和丹麥是德國的10%，愛爾蘭是英國的10%，這些國家都沒有問題，只要對這個巨大的市場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和產品就能生存下去。日本需要學會和巨大的鄰國共存，向加拿大、瑞士、丹麥和愛爾蘭看齊。改變思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經常撰文談這個問題。
關於日中的政治關係，許多人不知道誰是現在的日本政治家，因為人事變換很頻繁，4年內換了5位首相，現任菅直人是否能維持到今年9月，誰都說不準，所以中方很難和日方建立穩定的關係。中方就不一樣，中國領導人長時間不會有變化，人們甚至可以預知下一任是誰，日方很容易和他們建立穩定的關係。這種現象短時間內無法改變。
我想談談日本的另一個失敗經驗，「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失敗經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家庭平均有5個子女，70%的農民家庭中只有長子繼承父業務農，因生活有保障，沒有奮鬥精神，也沒有好學歷，其餘孩子都得離開家庭自找出路，他們勤勞，敢於冒險。日本政府就把這些人送到中國的東北、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這些人被遣送回日本，正好給日本企業看中，本田、新力、三菱等企業僱用了這些人，把他們派到國外的工廠工作。
現在的日本家庭通常只有一個孩子，不是受政策限制造成的，而是自然的社會現象，不想多生孩子。日本的企業要把員工派到國外工作時就發生了問題，這些獨生子女都不願意到外國去拚搏，不想擔當風險，變得很保守。這種現象給日本企業拓展國外市場造成極大的困難。我們有資金，有優質產品，有好的管理模式和獎勵制度。日本企業在外不能全部聘請當地職工，必須有一些日本人負責行政管理，這是20、30年前的成功經驗。但是，今天的日本已沒有這種條件，員工不願意出國擔當風險，出去的也不懂得與當地人一同工作，成了不同類的動物，這是「一個家庭一個孩子」造成的。中國是實行「一個家庭一個孩子」政策的國家，儘管當時是正確的政策，但是從長遠來看會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中國政府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徐：謝謝您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專訪，我也替我們的讀者謝謝您。
本文根據採訪現場英語錄音整理(原載《鏡報》8月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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