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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距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還有整整一年，但有關兩岸是否聯合紀念辛亥革命的消息卻已經被炒得沸沸揚揚。從現在情況來看，兩岸聯合紀念辛亥革命的可能性較小，其背後原因當然人皆盡知：從短期看，明年十月，適逢馬英九大選在即，出於選戰考慮，自然難以與大陸有任何聯手行動；從長期看，無論是兩岸官方還是民意的內在融合，實際上都還未到聯手紀念辛亥革命的程度。
這自然是令人遺憾的，但也折射了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困惑。撇除兩岸目前的政黨和政治框架紛爭，如果兩岸的人們能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高度，對以辛亥革命為主要標杆之一的中國百年現代化的進程，做一番超越情緒的梳理，也許雖然不能共同紀念，但卻能在情感和理性的層面互相靠近一步，也不失為具建設性之舉。
清末中國：衰敗期的茫然
對於辛亥革命，兩岸各有符合其標準版本的評價。然而，近年對辛亥革命，兩岸的學術界和思想界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對於當時在立憲和革命的取捨問題上，兩者各有哪些得失，百年之後重新回首，確實可有許多新的思索。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騷動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衰敗進程不斷加劇，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陷入最低谷。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同時展開，然而三十年後的甲午海戰，展示了兩者在物質現代化層面的完全不同的結果，其對中國精英階層的心理刺激是難以言喻的。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清末統治者也終於開始了十年新政的歷程，其間無論是廢除科舉還是立憲，多少顯示了清末統治者的改良願望和決心，其中可稱為難能可貴的一點是，清末統治者終於認識到，物質現代化必須伴隨以政治現代化的框架。
然而，歷史沒有給清末統治者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辛亥革命的浪潮已迅速將其推翻並吞沒。百年後，任何的假設和指責都是多餘的，但有一點卻不容忽視，即：清末的立憲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行為；其雖然認識到政治現代化框架不可缺少，但卻沒有認識到，制度現代化的基礎是精神現代化，因此在清末中國社會缺乏精神現代化的情況下，任何制度框架只是新瓶裝舊酒而已，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命運。即便清政府不被推翻，其成功概率也極小；民國早年的憲政困局和軍閥混戰，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國力衰退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有一種集體的茫然、急躁和騷動，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大地血雨腥風的深刻思想背景。洋務運動失敗後，中國已開始醞釀革命的氣場，然後一路走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才重新開始和平、理性救國的嘗試。從寬廣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的兩場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及兩場國共內戰，其實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嘗試用不同的藥方，來拯救同一個苦難深重的祖國。
制度現代化與精神現代化
只不過在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下，手持不同藥方的人們，似乎缺少彼此的寬容，更缺少超越政治情緒、站在民族和歷史高度的理性精神。因此，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和你死我活之後，當經歷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終於開始—至少在物質層面上—崛起的時候，現在是到了返回理性救國（或曰治國）軌道上的時候了。
回首過去百年，準確地說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和心路歷程，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應該成為中華民族不可迷失的方向；而清末新政失敗的教訓顯示，制度現代化的真正基礎是民族的精神現代化。未來幾十年，中華民族能否完成或至少開啟這一進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這個民族的人們面臨的共同精神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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