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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東亞主要的三個板塊，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從去年的天安號事件和今年日本的國難，以及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於天下大亂的世界格局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洩漏危機，重創了日本，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之為國難。
日本當時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大和民族以30多萬平方公里的列島國土和幾千萬人口，在明治維新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先後締造了驕人的紀錄：打敗沙俄和大清，武力擴張佔領亞洲大陸部分地區、以美國為對手縱橫太平洋遼闊海域；二戰戰敗後僅僅20年的時間就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百年裡，大和民族顯示了堅韌的意志和紀律、善於借鑒先進文明為己所用，日本的軟實力在亞洲首屈一指，日本人的教養也為人稱道。
領導救災 日本精英無能
這次日本遭受了巨大災難，日本民眾面臨災難沒有慌亂，社會秩序井然，使國際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日本百年來社會建設的良好一面。
然而，與人們的期望相反，日本的社會精英在災難面前，卻是驚慌失措、反應遲鈍，不僅無力為災民及時提供援助，在核洩漏危機的處理中更是既錯失良機，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有力措施堵塞核洩漏，又沒有及時向外國要求提供援助。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不給別人添麻煩，這在正常的生活中是美德，在大難當頭的時候，民眾卻必須依靠政府的援助，這是政府的職責。而日本首相卻在災後兩個星期才前往災區視察。日本災民和其他國家的災民一樣，在痛失家園、失去親人之際，需要領導人前來安慰和幫助，但是日本領導人卻遲遲沒有出現在災區。日本是高度發達的社會，各種物資充裕，災後日本各界和企業以及外國都捐獻了大量救災物資，但是運送這些物資卻十分緩慢，以至於以忍耐力著稱的日本人也對政府發出了怒吼。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救災中沒有充分協調和合作，也阻礙了救災，反映出日本行政體制的弊端。
20多年來日本政壇風雲多變，幾乎每年換一個首相，08年又首次出現了民主黨政府，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自民黨下台。民主黨高層沒有行政經驗，菅直人呼籲在野的自民黨加入「救國內閣」，共赴國難，但是被自民黨所拒。即使是民主黨內高層的同志，也沒有人出來與菅直人共渡時艱。可見日本的政治精英完全沒有凝聚力，完全沒有「救國」意識。
核洩漏 自衛隊無力應付
日本自衛隊，雖然被譽為亞洲裝備最精良、素質最好的軍隊，在這次救災中雖然也有不錯的表現，按照軍事專家的評價，日本自衛隊雖然出動太晚（並非自衛隊本身的原因），如果將救災視為作戰，則自衛隊應付常規戰尚合格，如果是應付超限戰就完全不合格。也就是說，如果面臨非常規的作戰，日本自衛隊能否承擔衛國的重任、能否戰勝敵方，是一個大問號。有人說如果中日開戰，日本能夠迅速擊敗中國，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然而從中日軍隊救災的效率而言，也可看出高下。《漢和防務評論》總編輯平可夫從當年蘇聯軍隊在切爾諾貝爾救災的勇於犧牲反襯今日日本自衛隊的貪生怕死，也不無道理。今日的日本軍隊，已經不具備「神風隊」的犧牲精神。
從媒體報道來看，日本社會首先是政府系統，或者是執政精英缺乏危機意識和堅強的意志，缺乏高效的行政能力，用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的話來說，日本需要一個振臂一呼、安定各方的領袖，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領袖。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大和民族的問題，這就是由於長期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日本社會已經習慣於安逸的生活，執政精英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遇到重大的危機，這一致命弱點就暴露無遺。日本人歷來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近年來一些日本評論都發出了「日本崩壞」的慨歎，這一慨歎在這次國難中成為現實。
中國領先東亞 大局已定
其實所謂日本崩壞，就是日本在走下坡路，日本並非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日本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大和民族作為單一民族而又人口持續減少，年輕一代不思進取，日本不僅無法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災後的重建也比阪神地震之後的重建更困難、費時更久，因為核危機的處理猶如望不到盡頭的隧道，既使日本社會惶惶不可終日，也使周邊國家必須隨時應付可能的核輻射危險。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日本一直在東亞雄稱第一。二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始打破這一局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日雙峰的格局，朝鮮半島作為整體雖然無法與中日抗衡，但韓國的經濟發展實力與朝鮮的核武器，卻都顯示出朝鮮（韓）民族的爆發力。東亞主要的三個板塊，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從去年的天安號事件和今年日本的國難，以及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於天下大亂的世界格局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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