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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回歸以後，兩地骨肉相連，交往頻繁，加上香港資訊流通，港人也逐漸熱衷於就內地議題發表評論。今天的情況，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早於廿多年前已有預見。鄧小平先生曾說：「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這些年，某些人、某些黨派，甚至外國勢力，幾乎天天在香港罵中央政府，《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更形容香港已淪為「全世界最反共的地方」。雖如此，但未有因謾罵內地而遭到刑罰，可見中央是守信譽的，更證明了「一國兩制」靠得住。
內地近年是愈來愈開放，打開中央電視台，翻開內地報章，不時看到一些時政批評，對於建設性、有深度的批評，中央政府是多多益善的。問題在於，本港部分意見對內地的看法，其實只反映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內地國情的不了解，根本不能反映現實，又怎能指望起到建設性的作用？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的制度，港人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根本性不同，在於資本主義社會是極大化地提高個人在社會的角色，甚至乎，個人意願可高於社會整體利益。相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較多的是個人服從社會，社會總體利益通常高於個人利益，強調個人是為社會服務。於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可以為了社會秩序和公眾利益，而適當地干預個人自由。這點，又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港人所無法理解的。
公道看待內地的進步和發展
其實，個人自由從來也不是無限大的，就如在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實行的徵兵制度，又何嘗不是為了更崇高的公眾福祉，而犧牲個人自由？嚴格而言，法律的本身既是對公眾利益的保障，也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難道我們又可以完全捨棄法律？另外，評論內地問題時，亦必須顧及內地的國情，簡言之，就是考慮到內地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背景。部分人評論內地問題時，均擺脫不了一個通病，便是從一個已發展地區的角度，來評議一個發展中國家。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香港是個已發展地區，當我們已經視上網和遊學為「必需品」時，自然有條件超越物質的層次，追求物質之上的價值理念；反之，內地不少地區的民眾仍然面對著溫飽問題，不少地區連能源和食水供應也是斷斷續續，對他們而言，先解決好物質上的需要，絕對是首要問題，任何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動，均必然為民眾所唾棄。兩地的發展階段不同，決定了「一國」之下兩地民眾中、長期不同的價值追求。建國多年的經驗也說明了，良好的發展離不開政治穩定，唯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才符合中國民眾的根本利益，保持政治穩定，一心一意謀發展，以經濟增長帶動民眾生活的實質改善，是現階段大部分內地民眾的共同目標。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維穩」是政治考慮，也是社會考慮；是執政黨的考慮，也是民眾的考慮。
在「一國兩制」提出初期，鄧小平先生多次提到，小小的香港和台灣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影響大陸十億人口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今，部分激進分子，抱著「自以為是」、「以我為尊」的心態，以資本主義的一把尺，去量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是不可能在內地激起共鳴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蘇東波」和早前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沒有吹到中國來，在在證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初級階段穩如泰山，執政黨受到民眾擁戴，方向正確，百姓滿意。如我們不能早日拋棄「香港本位」，認真學習國情，以全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審視國家及內地問題，實事求是，最終，我們和內地同胞的認知只會愈來愈脫節，愈來愈互不了解，愈來愈被邊緣化。
由於歷史原因，兩地發展階段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有著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也是必然的。在「一國兩制」之下，一個最基本原則，是尊重兩地制度上的差異、文化上的差異、發展上的差異，多彼此學習、多彼此認識、多彼此諒解。筆者認為，唯如此，「一國兩制」才能真正發揮良好作用，香港會有更大的發展。畢竟，「兩制」是在「一國」之下，損害國家穩定的行為，便是損害香港的穩定；有利於國家的行為，也就有利香港。兩地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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