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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黎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前駐伊朗、阿聯酋、荷蘭大使
編者按：日前，中國外交部五名退休駐外大使到訪本報，舉行座談會，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本報將大使們的談話輯錄成系列文章陸續登出，與廣大讀者共同分享。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經濟普遍呈現失業率高、政府債務高、經濟增長低、政策效率低的「兩高兩低」態勢。當前，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遭遇巨額國債引發的國家信用危機和緊縮政策導致的經濟萎縮的雙重夾擊。
西方的困境
2011年西方面臨的困境暴露了西方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它無法解決西方和全球經濟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如增長乏力、就業困難、債務嚴重、分配不公，「選舉驅動」政治著眼於短期利益，取悅利益集團，順從選區民意，不敢也不願觸及深層次矛盾。美國在本世紀發動的兩場戰爭、兩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歐洲債務危機也使西方的公信力急劇下降。
客觀評估世界局勢
當我們評論西方困境時，不可忘記，西方的綜合實力，還遠優於新興國家，國際力量的均衡化是個漫長的歷史進程，相對衰退並非代表一蹶不振。在整體能力方面，大西洋聯盟體系在冷戰結束後調整成功，西方整體的動員力量在二次海灣戰爭、巴爾幹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中基本有效，並且繼續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思想和進程。
與此同時，新興國家全面超越西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迄今為止，新興國家的提升主要還是在經濟方面，而且還是在經濟低端方面。非西方的整體意識和凝聚力還處於初始階段，既缺乏統一的思想和理想，也缺乏必要的組織機制。
當前世界並非「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或「風景這邊獨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面臨的問題波及全球，西方衰退，新興國家往往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此我們需要從全球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新視角來分析西方的困難，同時注意從西方的困境中汲取經驗教訓。
中國「成長的煩惱」
西方從中國的迅速成長中獲得了巨額的紅利，但是對中國的疑慮和戒備也同步提升，主要是：
第一，從經濟上講，中國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十億級人口大國的迅速崛起，必然給西方帶來經濟的、能源的、資源的挑戰。西方會將他們所有重大問題，例如貿易逆差、能源價格、氣候環境變化、製造業轉移、就業等等，都歸罪於中國。
第二，西方擔心中國的迅速成長將會打破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利益格局和遊戲規則。
第三，中國作為世界上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會給西方奉若聖明的「華盛頓共識」乃至資本主義制度提出挑戰。尤其在美國模式受金融危機衝擊普遍質疑的時候，西方人的這種感知會變得更加強烈。
第四，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不可避免地將大幅提升軍事實力。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沒有完全解決國家統一和主權、領土完整的大國，西方擔心中國以非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爭端、民族衝突和國家統一的可能性增大。
中國發展經濟，實現自己的民族復興需要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越發展在外交上遭遇的麻煩越多。其實這是「成長中的煩惱」。今日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大大優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被封鎖和被包圍的局面，也不同於七十年代北有蘇聯陳兵百萬，南有越南戰爭的形勢。中國完全可以從容應對。
美國戰略東移包含有針對中國的冷戰思維，更重要的是因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財富已經轉向亞洲和太平洋，擔憂中國在亞洲影響力的擴大自己被邊緣化。美國確實力圖在中國鄰國中再製造對中國的恐懼，離間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但是，中國應該對自己在亞洲國家中的影響力充滿自信，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為可以冷靜觀察，但不可草木皆兵。中國亞洲外交的重點不是美國，而是與日、韓和東盟的雙邊關係，加深與這些國家的相互依存度和互信才是中國周邊外交解困的正確之道。
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對許多全球性的問題承擔更多的責任。但是，「責任」的話語權往往掌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所謂「負責任的大國」定義是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利益綑綁在一起的，例如國際金融貿易、防止核擴散、氣候變化、人道主義干涉、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問題等。中國外交應該明確，中國對世界和平、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負責，中國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而不對某一大國或大國集團的利益負責。
(大使看世界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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