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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立法限制奶粉出境，與香港作為自由港的身份很不相稱，是用「大炮打蚊子」的民粹主義，影響香港自由港的形象和聲譽。在特區海關執法、法院判罰之日，有關立法尚未通過，等於有關刑罰沒有法律依據。如果特區要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使提前執法、司法合法化，這樣的做法則有違刑法的基本原理。
有朋友問，對攜帶三罐或以上的出境人士加以懲罰是否不當？對《進出口條例》所作的相應修訂是否抵觸香港基本法？因事涉香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也影響到內地和香港關係，筆者覺得需要說一說。
香港既是單獨關稅區，又是自由港。基本法第114條要求香港保持自由港地位，第115條又要求香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表面上看起來，限制奶粉出境似乎就是不保障貨物的流動自由，有抵觸基本法之嫌。
影響自由港形象
然而，基本法是憲制性法律，其規定是很原則的，不能絕對化地看問題，例如基本法第116條規定的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的配額制度就是如此。由此類推，以保障本地嬰兒供應為由，對奶粉出口加以限制並不是不可以的。
問題在於這種限制是否有必要，是否合理。據統計，香港每年出生的嬰兒大約8-9萬名，初生嬰兒才需要全靠沖奶粉為生，略大的幼兒就可以搭配其他食物，香港每年需要的兒童奶粉估計不過5-6百萬罐（按1罐0.9公斤推算）。香港市場供應的嬰兒奶粉有十多種，如果均勻分配，各有所好，根本就不會出現奶粉荒。對嬰兒而言，從一個牌子轉到另一個牌子的奶粉，雖有短暫的適應過程，但如使用普通中藥房賣的「開奶茶」沖奶，可能就不會有適應問題。即使集中在幾個牌子的奶粉，可以由公、私立醫院、母嬰健康院的藥房統一採購供應，或讓供應商供貨，問題也不難解決。為幾百萬罐奶粉而立法，與香港作為自由港的身份很不相稱，用「大炮打蚊子」，是民粹主義，影響香港自由港的形象和聲譽。
在立法和執法問題上，香港也出了些問題。在2月初，特區政府預先決定3月1日為執法日，違者（帶1.8公斤以上奶粉）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罰款50萬元。儘管法官在量刑時自有酌情權，不會按最高刑罰處理，但最高刑罰定得那麼高，似也不成比例。如果轉口100萬罐奶粉，其刑罰又該是多少呢？
「懲罰在先，立法在後」有違法律原則
尤有甚者，在特區海關執法、法院判罰之日，有關立法尚未通過。本文見報之日，立法會尚未表決。這樣就等於說，有關刑罰沒有法律依據。如香港特區要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使提前執法、司法合法化，這種做法則有違刑法的基本原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2）條規定，「凡受刑及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第15（1）條又規定，「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照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據以認為犯有刑事罪。」這就是說，對刑事問題，國際上公認的準則是立法在先，懲罰在後，這個秩序是不能顛倒的。如懲罰在先，立法在後，不管是基於什麼原因，都不符合法治社會的標準。情急之下，香港慌不擇路。
是商機而非危機
有水貨客在港買奶粉，反映了香港在稅制、商譽和營運有一定的優勢。所謂稅制優勢，是指內地對奶製品進口有關稅，但香港沒有。根據中國加入WTO的關稅減讓表，奶粉（不論是否濃縮、加糖或其他甜物質）的最終約束稅率是10%。但僅靠10%的關稅還不足以形成優勢，如內地確保品質和運作效率與香港一樣，則內地的奶粉價格只比香港高約10%，還不能吸引水貨客。能夠吸引水貨客不辭勞苦，螞蟻搬家式地販運奶粉，這其實是香港的商機，不是危機。
例如在邊境口岸，香港的商人可以設臨時集市，方便水貨客就近採購，就不必到市區的藥房搶購奶粉。
當然，這個商機並不是持久的。內地的奶粉廠家也正努力改善品質提高商譽，內地每年有約二千萬名嬰孩出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一旦內地的商家恢復商譽，加上有關稅的保護措施，內地和外國奶粉商家處在競爭狀態中，香港的商機也就自然消失了。因此，即使香港特區確要立法限制，加上「落日條款」，也應當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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