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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甘 吳祖堯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最低工資於今年5月1日由28元上調至30元，近日坊間再次掀起最低工資的討論。這邊廂，力挺最低工資者認為最低工資利多於弊，中小企倒閉潮及裁員潮等預言均未實現，失業率反而持續低企。另一邊廂，反對者則指最低工資立法至今遇上經濟持續向好，經濟衰退時才是對最低工資的真正考驗。筆者同樣認為，在經濟景氣時最低工資報捷，可能忽略其負面影響，我們需要理解到經濟繁榮時期失業率下跌屬正常現象。筆者一直的取向是，我們需要幫助低收入勞工，但不應以最低工資達成。
統計處數據顯示，低收入人士去年的收入錄得較顯著增長，筆者沒否定最低工資某程度可拉近貧富差距，可是最低工資的代價不菲。我們需要搞清楚目的與方法，若我們視拉近貧富差距為目的，最低工資不會是唯一的方法，何況，在「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中，也不會是最佳的方法。若視最低工資為目的，不惜代價地推行，這絕非基層打工仔之福。我們不能把拉近貧富差距這個道德高地「騎劫」，硬推最低工資而不顧代價，否則誇張一點說，「劫富濟貧」比最低工資更能拉近貧富差距，是否就要採用？
不少學者（包括筆者）曾指出，即使經濟處於良好狀況時，最低工資仍漸漸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最低工資使零售、飲食業與其他低技術行業的工資差距收窄，吸引力大減，人們亦更傾向選擇相對較吸引的工作，如保安等（但部分保安亦會轉向他們認為較優的工作），轉工潮使某些行業的勞工短缺問題惡化，並加劇勞力市場錯配的情況，導致摩擦性失業增加，更影響服務質素。又例如，最低工資的增加令企業加價形成惡性循環，螺旋式通脹漸漸萌芽。其他負面影響包括中小企倒閉潮及裁員潮等，則需留待經濟衰退時才見真章。然而，坊間亦有不少評論指出，最低工資可提升工作效率、減少失業和流失率等，並引用外國研究作證據。
莫非最低工資帶有隨機性的影響？當然不是，筆者一直於課堂上教導學生，最低工資實施與否及其影響，並不在於市場工資的高低，而是在於勞力市場結構是否屬於（或傾向）「買方壟斷市場」還是「完全競爭市場」。引用外國研究時，我們同樣要留意研究中的勞力市場結構是甚麼，從而評估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影響。
在「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市場工資已反映工人的生產力，工資低是因為生產力不足，提升工資的方法在於提升工人的生產力。因此，提供培訓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至於能力有限者及殘障人士，我們就要遺棄他們？這不是經濟（經世濟民）學給予我們的教導，社會福利可於此情況發揮其作用，讓他們有尊嚴地生活，但要注意不應視最低工資為社會福利，更不應透過最低工資將所有責任推於企業身上，特別是中小企。
於「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上實施最低工資是本末倒置的，工資與生產力脫鈎，市場被扭曲，企業承擔不合理的工資成本，使不少企業倒閉，特別是處於邊緣的中小企。工人的生產力與工資不符，被裁走或被機器替代也是無可避免的。良好的經濟環境及勞工短缺或可使中小企及低層勞工暫時幸免於難，但經濟衰退時，他們便要承受災難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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