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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一個幽靈，一個向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國際反華勢力投降、綏靖的幽靈，十多年來徘徊在維多利亞港灣。由於它的作祟，指日可待的二十三條立法被葬送；由於它的作祟，一個政府供養、本以宣傳政府公共政策為宗旨的港台，竟淪為反對派禍港殃民的喉舌；由於它的作祟，多少個利國利港利民的公共政策一遇反對派攻擊就臨陣脫逃；由於它的作祟，正義的力量和聲音被出賣，邪惡的魔爪峰迴路轉。如果再不請如來收伏這個幽靈，文天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的感嘆將久久迴響在維港的上空。
不久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兩度「落區」出席市民論壇，解釋政府政策，回應社會熱點問題，取得良好效果。梁振英在反對派阻撓警方執法、社民連成員林慧思粗口辱警、反對派政黨將廉署當作政治打擊工具、反對派傳媒報道「反智」等熱點問題上，回應社會的關注，掌握話語權，激濁揚清、弘揚正氣，不僅極大地鼓舞了管治團隊和警隊的士氣，而且對回歸以來存在已久的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歪風是有力的撥亂反正，令愛國愛港陣營和沉默的大多數一掃心中鬱悶而揚眉吐氣，有助使民意成為執政的有效後盾，凸顯特區政府管治意志增強、管治水平提升。
「綏靖主義者是在餵鱷魚」
綏靖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投降主義。從歷史經驗看，綏靖主義的危害性極大。二戰前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嚴重挑戰，以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代表的英法美等國的綏靖主義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求得一時苟安，不惜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謀求同侵略者投降妥協。最典型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議和《慕尼黑協定》，將綏靖政策推向頂峰，加速了二戰的全面爆發。在綏靖主義的縱容下，1940年春夏之交，德軍開始在西線大舉進攻，丹麥、挪威相繼淪陷，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國也被德軍佔領；1940年5月，德軍在西線發動總攻，僅用10多天的時間，便從比利時繞過馬其諾防線，長驅數百公里，直逼英吉利海峽，英法聯軍被迫在法國敦刻爾克大撤退；1940年6月，德軍對法國發動總攻，意大利趁火打劫，對法宣戰，6月22日法國投降；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太平洋珍珠港，美國第七艦隊幾乎全軍覆沒。「綏靖主義者是在餵鱷魚——可預計最後鱷魚也把他給吃了。」這是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對二戰前綏靖主義的評價。
香港綏靖主義放棄話語權無原則讓步
香港回歸後，面對反對派的步步緊逼，一股綏靖主義或投降主義的不良風氣逐漸蔓延。特區政府遇到反對派的攻擊或阻力，選擇了不論述、不溝通、不說服的做法，完全放棄話語權，並無原則地作出讓步，既表現不出管治意志，也缺乏必要的政治技巧。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教訓深刻。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民的信任。立法落實《基本法》第23條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也是市民應該履行的公民義務。但是，在23條立法遭到外國勢力和反對派全力反擊的情況下，幾乎整個特區政府選擇了不論述、不溝通、不說服的做法，只有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四出推動立法，幾乎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葉劉淑儀的言論和形象被反對派惡搞，管治團隊也沒有人出來仗義執言。在特區政府的投降主義傾向下，反對派的攻勢愈加瘋狂，2003年7月1日爆發以反23條立法為主題的50萬人遊行，立場一向搖擺不定的自由黨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特區政府被迫宣佈押後草案立法，而葉劉淑儀被迫在2003年7月16日辭職，成為首批辭職的問責局長之一。
事不關己的明哲保身哲學蔓延
23條立法失敗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明哲保身哲學，以及向反對派實行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風氣蔓延開來。以國民教育為例，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千方百計「去中國化」，底牌和「台獨」勢力並無二致。「台獨」勢力把「去中國化」毒手伸向教科書，是想把台灣的教育變成「台獨」思想教育；同樣，香港反對派把「去中國化」毒手伸向國民教育，是企圖把香港的教育變成「港獨」思想教育。但是政府有關方面也選擇了不論述、不溝通、不說服的做法，甚至明哲保身說國民教育是上屆政府的政策，當局有人甚至吹捧「反國教」的急先鋒學民思潮「好叻」。在反對派包圍政府總部的情況下，政府就以簡短記者會的方式，宣佈放棄國民教育。
東北發展計劃受阻與自由行被妖魔化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過去並沒有多少人反對，新一屆政府重新以「區域融合」、「深港融合」之名，重提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派對計劃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手法與妖魔化國民教育如出一轍。在新界東北規劃上，管治班子也沒有有效和有力地論述香港融入珠三角的戰略意義和必要性，不去說服市民用區域的眼光看待香港的發展和未來，而是以綏靖主義或投降主義的態度縱容反對派，令東北發展計劃受阻，其後再提東北發展計劃，也懾於反對派壓力將計劃規模大大縮小。
自由行被反對派誣衊為「逼爆香港」、「染紅香港」、「使香港淪為中國殖民地」。明明上水站「水貨客」只不過是市場管理、交通秩序、海關規章層次問題，反對派竟然打著港英殖民旗幟，亮出所謂「香港自治運動」招牌，叫嚷「光復香港」。令人遺憾的是，當局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打擊「水貨客」，並且將自由行旅客多帶一罐奶粉（以兩罐為限）刑事化，但對「港獨」叫囂卻不置一詞，這是否有不惜變相迎合反對派之嫌呢？這說明在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蔓延下，即使是對香港經濟復甦居功至偉的自由行，也會被反對派妖魔化。
危及經濟民生 惡化政治生態
在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風氣縱容下，反對派肆無忌憚策動「去中國化」 ，從「反國教」、「反中反赤」、「抗殖」，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挺港」政策與兩地交往合作，再到策動搞亂香港對抗中央的「佔中」，不僅嚴重危及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而且嚴重惡化香港政治生態。
在經濟民生上，凡是有關中央「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被反對派以「去中國化」的「緊箍咒」進行破壞、叫停或推翻，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都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遏。
在政治上，反對派把美國歷史上的麥卡錫主義和美國現在搞的「顏色革命」結合起來，在香港社會製造「恐共反赤」的麥卡錫式白色恐怖，配合美國的「顏色革命」煽動「恐共反赤」，導致香港社會矛盾、分化和衝突，導致建制派被「抹紅和醜化」，嚴重惡化香港政治生態。
梁振英對綏靖主義撥亂反正
從綏靖主義禍害看香港政治生態，特區政府有必要撥亂反正。行政長官梁振英不久前兩度「落區」出席市民論壇，在反對派阻撓警方執法、小學女教師林慧思粗口辱警、反對派政黨將廉署當作政治打擊工具、反對派傳媒報道「反智」等熱點問題上，回應社會的關注，掌握話語權，激濁揚清、弘揚正氣，不僅極大地鼓舞了管治團隊和警隊的士氣，而且對回歸以來存在已久的綏靖主義歪風是有力的撥亂反正，令愛國愛港陣營和沉默的大多數一掃心中鬱悶而揚眉吐氣，有助使民意成為執政的有效後盾，凸顯其管治意志增強、管治水平提升。
然而，香港畢竟不是惶恐灘，不是零丁洋。對手的囂張使我們聰明起來，昔日挫折使我們堅強起來，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我勸天公重抖擻，弘揚正氣方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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