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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時，一班反東北發展人士在立法會大堂示威，初時本來相安無事，但及後激進反對派組織「熱血公民」卻率眾加入騎劫，將示威變成一次衝擊、佔領立法會的行動。昨日警方以涉嫌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將「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洋達，以及「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召集人張漢賢等人拘捕。事後一向氣焰囂張，革命抗爭不離口的黃洋達，猶如鬥敗了的公雞般，指「當局明顯是針對示威者及打壓示威，不認同立法會並非示威地方的說法」云云。黃洋達不是說過要7千人佔領立法會，要公然違法嗎？現在求仁得仁，為什麼不「慷慨就義」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香港的所謂激進派及其支持者，都是「銀樣蠟槍頭」，他們核心的大約有400至500人，大部分都是未出來社會工作，沒有家庭負擔和責任，所以才有時間去參與各種政治抗爭。他們當中有激進組織成員、議員助理、激進網民等。雖然這些激進派人士不時轉換門庭，一時「人民力量」，一時社民連，一時又「熱血公民」，但不論這些人換上什麼樣的招牌，他們的人數就是這幾百人。
依法嚴懲具阻嚇力
這些激進反對派人士過去不斷發動各種政治衝擊，甚至違法抗爭，並非是因為他們有什麼崇高的理念，而是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違法抗爭往往是「零成本」，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又可以博上鏡，得到傳媒關注，甚至在激進組織中尋找所謂認同感。這些人大部分都是社會上不起眼的一群，並沒有多少能力，對自身處境諸多不滿，於是逐漸將怨氣轉到社會之上。本來，不同國家的社會都肯定會有這樣的一些人，美國有，英國有，歐洲各國也有，不足為奇，但問題是本港社會卻長期存在着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就是法庭對於政治性的違法抗爭往往留有餘地，甚至在判辭中也認同其所謂公民抗民的理念，對明顯的違法行為大多輕判甚或無罪釋放。
一次接一次的輕判，一次接一次的犯法「零成本」，變相鼓勵了更多激進人士鋌而走險，既可以吸引鎂光燈，又不用承擔責任，並且為他們將來參選積累政治資本，走長毛「水鬼升城隍」的舊路。然而，近期法庭的判決顯然改變了這種觀念，長毛幾年前非法衝擊遞補機制論壇，被判四條罪名成立，他雖然上訴打甩了其中一條，但其他包括刑毀等證據確鑿，根本不可能打甩，最終要即時入獄，「長毛」變成「短毛」；而黃洋達、張漢賢這次又因為衝擊、搗亂立法會被捕，說明違法再不是「零成本」，犯事者必須承擔刑責以及巨額的訴訟費。這對於一班激進人士來說是沉重的打擊，法不責眾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以為「零成本」衝擊的人士不能再有幻想，他們還會跟着黃毓民、梁國雄、黃洋達去癲嗎？
與加強立法會保安工作相比，執法部門對違法者果斷執法，更具有阻嚇力，而且這本來就是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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