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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思蘭是我非常欣賞的香港舞台演員。她來港前曾為廣州歌舞團成員，不單懂得演戲，且能歌擅舞，天生一副嘹亮嗓子，並且能操標準的普通話和廣東話。她一九八三年加入香港話劇團當全職演員，至今歷三十一年，是話劇團演齡最長的演員之一，也是一位扎根香港的資深舞台演員。
文、攝（部分）：小蝶
思蘭自詡當上演員因為自己是「時代的產物」。當她快要高中畢業時，正值上山下鄉的年代。姐姐是長女，又比她長兩歲，可以留在城中當教師，她卻不能享受到這種待遇。眼看畢業後唯一的出路是做農民，她卻僥倖地遇上文革後第一次全國藝術團體可以公開招生的大好時機。投考演員，目的只是想留在父母身邊，不想下鄉。所以她常笑說自己不是選擇當演員，也不是為了理想而從事藝術工作，只是當時沒有選擇而已。
思蘭除了幸運地遇上公開招生藝術學員，另個幸運是她擁有女中音的歌喉。「七三年時，所有藝術團體都只有屬於女高音的高昂革命聲音，女中音一直被忽略。須知一個歌唱團必須數個聲部俱全，尤其是鄧小平強調藝術必須多元化，並非只有單一的革命歌曲。所以，藝術團體都重點尋覓女中音。我從來考不上學校的宣傳隊，因為他們需要聲音高亢的女高音。可是那次公開招聘卻沒有一名宣傳隊的成員考上，反而我被取錄。」就是憑這兩點僥倖，思蘭成為廣州巿歌舞團的一員，亦從此開展了她的演藝事業。
在歌舞團五年，思蘭學懂了意大利美聲的歌唱技巧，也學曉跳舞。她邊學邊演，起初在大合唱歌隊時唱《毛主席詩詞組歌》、《長征組歌》；後來晉升二重唱歌手，最後到領唱。當時中央音樂學院到廣州招生，重點是招收女中音。「若非父親要我來港，我已經進了中央音樂學院。我在歌舞團只是跟師傅學習，沒有獲得任何文憑；但音樂學院是一所大學。可惜我失去這個機會，這是我的遺憾。」
從雙語演員開始的舞台生涯
思蘭的父親是在解放後便派來香港工作的中新社幹部。「父親很想我當導演，故讓我先當場記，兼做演員。我在那兒遇上我的戲劇啟蒙老師胡一峰導演。我跟隨他拍了好幾部電影，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他對人物內心分析很仔細，很喜歡與演員討論演戲，是屬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套系統。 我曾經跟隨他到國內拍攝《白髮魔女傳》，一去便是半年。拍電影講究技術多於藝術，我不適應電影製作的模式，覺得沒有藝術快感，不像我做舞台時在演出完畢回到家後，可以回味自己當天『蝦碌』的情況般有趣。」
後來，思蘭獲悉香港有專業劇團香港話劇團。當時的藝術總監楊世彭很想發展國語戲劇，便聘請不同年齡的雙語演員加入，思蘭便是其中被取錄的一人。思蘭一加入話劇團便擔任兩個劇的女主角--音樂劇《三便士歌劇》和雙語劇《不可兒戲》，這完全是因她懂得唱歌和操流利國、粵語所致。
雖然思蘭從未演過舞台劇， 初生之犢卻不懂害怕。他現時仍記得楊總監這樣跟她說：「你是我的女主角，你不可以發胖。」九零年演畢《俏紅娘》之後，思蘭第一次，亦是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唯一一次，離開話劇團。「我去了加拿大， 改變了身份回來--我在那邊生了女兒，當了母親。」思蘭笑着說。
戲劇是先選擇再愛上
重投話劇團後，思蘭碰上了她演戲事業的一個轉捩點--筆者常取笑她與鍾景輝（King Ｓir）的「一夜情」。此「緋聞」到底怎樣傳來的？話說King Ｓir導演《蝴蝶君》，思蘭是他的演員。該劇的跳躍幅度很大，場與場之間沒有過渡或鋪墊，是由一個個片段組成的戲。她自言找不到方向，擔心演得很假。King Ｓir遂花了一個晚上單獨指導她演戲，令她開竅，知道自己到底缺乏了什麼。「經過那一晚之後，我的演技開始不同了，這便是我與King Ｓir所謂的『一夜情』了。」
「國內很流行『先結婚後戀愛』，這句話亦適用在我與戲劇藝術之上。很多人都是因為喜歡那種藝術或行業才去選擇學習和投身，我卻是先選擇這項職業後才去愛上它，這都是拜與King Ｓir的『一夜情』所賜。若戲劇是我的『丈夫』的話，我在開始時是貪慕『他』『英俊』而與『他』結婚，而不是先了解『他』的內涵和靈魂才決定與『他』在一起的。到了『婚後』，我開始慢慢發掘『他』的內涵，終於愛上了『他』。」
所以，很多人問思蘭是否很喜歡演戲才選擇當演員，她的答案是「不是，只是當時我只懂得歌舞，既然我不想在電影行業發展，便只好選擇戲劇。」
思蘭真的幸運，先有緣分與這般「俊俏」的「郎君」做「伴侶」，後來又真的彼此戀愛起來，一起走了三十多年的人生路，而且還愈來愈相愛，戀情愈來愈精彩。到底現時她愛「他」的什麼呢？
「我憑藉『他』可以經歷一般人生不會經歷的種種，我一輩子所過的好像已經是數十世人的生活。例如我在《李察三世》飾演皇后，很多人都要跪在我面前；但我在《最後晚餐》中是一名非常沒有自信的低下階層婦人。後者的生命像塵埃一樣微不足道，前者則是至高無上的萬金之軀。二者的分別何其大？但我都在舞台上經歷過。我常鼓勵女兒多看小說，因為人的生活其實非常狹隘。我們來自一個中等家庭，接觸面很有限。然而，當我們閱讀小說時，卻可以『認識』很多不同面貌的人物。當我們扮演一個角色時，我們是進入了那個人的生命之中。那一刻，我的靈魂進入了她的身體之內。」思蘭解釋她這名「俊俏郎君」特有的魅力和內涵。
與戲劇表演結伴的時間愈長，思蘭愈覺得演員應該好好的尊重表演。她察覺到不少演員重視的是什麼時候是他們的Ｓhow Ｔime，什麼時候會有掌聲或什麼時候最「出位」。她覺得這類演員很容易會有挫敗感，亦不會每個角色都願意花同樣的心思去做。「若你真的喜歡演戲和扮演另一個人的話，當你令另一個人的靈魂進入你的體內時其實已經值得享受。對演員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
「誠惶誠恐」面對每個角色
三十多年來，思蘭在舞台上演出了無數話劇。當中最令她難忘的，是九四年上演的《黑鹿開口了》。那是一個關於印第安人受白人迫害和殺戮的故事，她飾演一個名為黃女人的婦人。印第安人的故事和生活對話劇團的演員來說實在太遙遠了，美籍導演為了令他們了解印第安人的面貌和歷史，特別拿一些歷史上的畫面給演員們作參考。
「黃女人的愛人是白人，他們最後是悲劇收場。導演給我看到劇情中發生事故的懸崖的真實照片，令我腦海出現了很多畫面。我很感謝他讓我了解到實際的情況，不然，我一定會很激動、淒厲地去演那場戲。我覺得導演很了不起，他不單止理會藝術層面，也顧及精神層面。在排戲時，他說他可以通過我們每個人的眼睛而看得出我們正在想什麼。當我們圍坐聽黑鹿講故事時，他要求我們每個時刻都在角色的狀態之中。」
近年，思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演出首推《最後晚餐》，那是一個生活背景、家庭狀況和人物性格與她相距甚遠的角色，她坦言開始時不知如何入手。導演曾經覺得她的反應不對，不認同她的做法。「我每天清晨都到維多利亞公園走一圈，一邊行一邊不停地思考台詞。這些思考是要反覆感受的。我的身體不斷在動，反而會令我更加集中內裡的感覺。我問自己為何角色會有這種反應呢？我要消化她的台詞，讓她的靈魂逐漸進入我的身體。」
首演那晚演出前，思蘭特別花一些時間在佈景內走走，看看四周。她輕輕觸摸一下燉湯的砂鍋，緩緩掃掃牆上的破磚，實實在在地感受她的舞台的環境。「我從未住過這些地方，但我要令我自己覺得我是在那個空間生活，那是我的家。我的角色活在一個灰暗世界之中，無力改變身邊的一切，連這樣破爛不堪的居所也保不住。要演這類戲，我真的需要多花工夫令自己相信我是生活在那兒。當然，現時演得多了，已經可以手到拿來。」
《最》劇為思蘭帶來的不單止是熱烈的掌聲、對她精湛演技的認同和高度的讚美（北京的戲劇學家林克歡老師讚譽此劇為「人包戲」的演出，意即演出精彩全是演員精湛的演技的功勞），而且更獲得實際的獎項--她同時獲得香港舞台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獎頒發的「最佳女主角」獎項，成為全香港唯一憑同一個製作的角色奪得該年度兩個大獎的演員。
即使演技不容置疑，演戲經驗超過三十年、對演戲依然深深愛着，思蘭自言她每次接到角色時，依然抱着誠惶誠恐的態度面對，不敢掉以輕心。「我不敢說自己一定能將所有角色都演得好，但我一旦站在舞台上，便會全力以赴，謹記『活到老，學到老』此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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