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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教授
出生於廣東的楊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早期研究現當代文學與文學理論的他，如今已經將研究重點轉向了先秦諸子還原等更加具有中國文化源流特質的領域。他認為，從動態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種血脈；而從看待文化的視角言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當前最重要的則是「還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楊義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曾經對現當代文學與文化頗有研究的他，認為要明白當下中國的文化生態，就必須回到中國歷史人文的本源中去。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都不僅僅是書籍的名稱或歷史的語匯，而是凝聚民族情感的血脈實在。因此，研究視角的轉向，在楊義看來，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新的價值發現與梳理。而這些，都是重拾文化大國國民視野的重要一環。
諸子還原的動因
楊義說，所謂「還原」，就是回到原本。包括先秦諸子，包括六經，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的編程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讀，實際上原本狀態是什麼樣，已經產生了較大的歧義，對審視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還原」的價值意義是顯得非常重要的。
但還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現場與細節的重新拼裝，只是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楊義表示，任何一個現代化的國民國家，都必須對自己的文化根基、對文化的發生與發展脈絡，保持清晰的掌握和認識。而一直以來，儒家的崇經思想，將聖人具有高智慧的思想學說，塗上了很多後人自己需要的色彩，這種思想穿鑿通過各種註解、疏證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原本的孔子、老莊等思想樣態，卻漸漸消逝。後人在解釋經典的時候，受到各種思潮的影響。例如近現代的疑古運動，便認為古代的許多經典典籍都有偽書的嫌疑。
故而楊義認為，中國古代典籍的實際情況及其背後價值究竟如何，則要回到歷史的源頭，走進諸子看這個問題。他表示，應當認識到典籍著作，是人寫的，是具有人的生命痕跡的。在楊義看來，有時一些學者的解讀，還不如破案警察。他舉例道，學者的一般思維，如果看到地板上的腳印，只會想到腳印的尺寸、方位等。但是警察則會從腳印中推導出人的高矮、胖瘦、年齡、走路的姿態甚至作案的動機。這樣的思維同樣可以運用在中國傳統經典文獻的解讀中。因為將古代典籍看作生命體，是對古人的尊重。古代典籍不僅僅是一個標籤。歷史存在的很多東西，並不一定被記載下來，未被記載的歷史，遠遠多於被記載的歷史。例如，孔夫子擔任中都宰，《左傳》未有記載。但是擔任司寇協助魯定公和齊景公的會盟，生龍活虎的表現，卻得到長篇大論的敘述。因為這是涉及魯國的國史的官方論述。
此外，楊義提到在《左傳》中，公元前506年，吳國攻打楚國。從戰略戰法來看，沒有孫武是達不到這樣出神入化的程度的。在西周，打仗是有禮節的。敵人受傷，不重傷；有花白頭髮的，不捉拿侮辱。到了孫武時代，兵已是詭道，這已經是中國戰爭史和軍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而且，從細節上看，孫武應該是在前線。但是孫武只是客卿，而不是重臣。故而，此次戰爭，只記錄了吳國的王臣，但是沒有記載孫武。但是就實際上來看，一個客卿是不太可能在一個國家的官方文獻中出現或者重點書寫的。因為這會導致本國國史的某種晦澀與尷尬。而孫武訓練女兵的時候，殺害吳王的兩個寵姬，也就是這樣的考慮--即如何處理國君與前敵指揮之間的關係。此外，曾經有清代的學者提出，「六經无髭髯」，髭髯代表上下嘴唇的鬍子。但是中國人的鬍子，不可能是從漢代才長出來的。因此，這些例子都雄辯地說明，必須回到原本的歷史場景中去解讀中國的經典。
還原經典，楊義認為方法非常重要。首先是以史解經。經典中的材料，要以史學的方法來進行探討和研究。其次，是要以禮解經。因為中國古代的生活與人類的行為方式是在禮制中存在的。第三，是以生命解經。將經典看作是生命的存在與痕跡。
楊義告訴記者，中國的古代歷史已經成為碎片。如果一味以疑古心態面對中國歷史，則就是將這些歷史的碎片又一次打碎。面對前人留下的遺跡，而且是有生命意義的價值傳承，國人應當以謙卑的心態面對歷代典籍與學說。而還原古代典籍、諸子，可以以考古學修復陶罐的思路，按照其出土的方位、形制、花紋等，重新黏連，即便是有空缺部分，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填補。楊義認為，如果沒有這樣的思維和方法，則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其展品都是應該放在倉庫裡的。例如，守門的神像雕塑，手臂斷裂，則可以從對稱的角度，相互參照、比附類推，就可以還原原本的文物樣貌。
再者，楊義覺得，孔子是否曾經向老子問禮這一論爭，也可以感受到還原方法的重要性。民國時期，不少人認為不存在這樣的史實。但是，在戰國秦漢時期的材料中，是不否認孔子見老子這一史實的。包括《史記》等不少典籍都記載了此事，甚至在漢代石畫像中也有這一題材的作品。這些都說明，在漢代以前，無人否認孔子曾經向老子學禮。這一歷史遭到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後來儒家思想慢慢坐大，而孔子成為儒家的祖師爺，老子成為道家的祖師爺，這種差異導致一些人開始否認孔子曾向老子學禮的史實。楊義認為，學者甚至完全可以通過不同文獻的比較、史料的考證來確定孔子向老子學禮的時間，而不是簡單化的否定。
楊義特別指出，先秦諸子的還原，版本目錄學的思考視角特別重要。後人的版本目錄學制式理解，往往是針對宋以後的情狀形成的。但戰國秦漢的書籍，則是抄本，存在簡帛之上，同時又有口傳的過程。這種文字記載方式往往很貴重。《論語》形成現在的語錄體格局，就是因為考慮到篇幅的問題。若只是用宋代以後的書籍制度去判斷戰國秦漢的典籍是否真偽，則在方法論上顯得不嚴謹。
倡導動態而自信的國族文化觀
中國文化形成今天的樣貌，在楊義看來，是一種多元合力的作用結果。中原文化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影響自然不言自明。但是，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地域之間的差別相當之大。因此，楊義認為，不能夠忽略中原四周區域的文化、文明對整個中國文化樣貌形成的作用與意義。特別是將少數民族文學納入研究視角中之後，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出發，他將這種觀點概括為「邊緣的活力」；而將不同文化與文明的交融影響態勢形容為「太極推移」。
這便是將文學與地理相結合的研究和審視中國文明的方法。楊義說，2003年他在劍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時候，第一次作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文學地理學、民族學問題」的主題演講，而在同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講演集。
楊義說，地域的差異構成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巨大多元特質。例如京派和海派、解放區與淪陷區等地域的特質使得中國的文學充滿了鮮明的時空性。這種特點早已形成。假若研究《楚辭》，就必須關注與黃河文化完全不同的長江文明特徵。若再以文化相互影響的「太極推移」為例，則楊義認為巴蜀與三吳是兩個「太極眼」，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則是太極上的兩大板塊。這種互動的架構影響了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千百年。
將文學、文化、文明與地理相結合，在楊義看來，一個較為重要的意義便是重新去認識中國人自身的歷史與文化。他特別強調，如今，在西方思潮湧入的情況下，一些國人存在着較為深重的文化弱國心態，民族文化的根底不由分說被打翻在地甚至碎片化；而奠基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的一些理論與方法則被奉若真理。這是民族精神與意志的空洞化，值得高度深切反思。
魯迅並未背棄中國文化
一直以來，魯迅被視為是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恰恰是這種身份定位以及對魯迅的功能化解讀，使得反傳統主義的思潮具備了某種存在基礎。但是作為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的楊義卻不這樣認為。
在楊義看來，魯迅並沒有批判四書五經、二十四史和諸子。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的視角，更多是一種在文化危機時代，力圖衝出重圍的觀點與立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作為今人看待魯迅，則應該從魯迅與孔子對話的視野去提煉中國文化的精髓。魯迅所具有的是一種中國文化的血性，而孔子具備的則是中國文化中的志趣層面，這二者都是今日中國文化開放、進取以及在現代性中立足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楊義向記者提及，在自己撰寫《魯迅文化血脈還原》一書時，他總結了魯迅承續中國文化的三方面構成：逆向承續、深層承續、建設性承續。 逆向承續是對既有的、難以適應新時代的文化血脈進行自我批判； 深層承續則是力圖建構使得文化既不落後世界、又不失去固有血脈的框架； 而建設性承續則是將中國文化打造為具有海納百川的多樣性、兼具西方外來文明優質的中國文化實體。魯迅的這些思想結構，是有充分依據的。魯迅撰寫的《文化偏至論》等一系列文章都能夠印證上述觀點。關鍵是，要將魯迅的思想放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歷史大變革的框架中去審視。所以，楊義堅決認為，不能夠僅僅以「反傳統」來界定魯迅的思想，這是極為片面的。
中國的文化必須在新時代中被堅持和發揚，國人要有文化大國的自信、文化強國的自豪。這是楊義與記者話別時的慨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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